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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华琼:有感于摩洛哥的撒哈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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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虽然是在1984年11月退出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的,因为当时召开的该组织第12届首脑会议接纳了西撒哈拉(RASD,全称“撒哈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为成员国,但早期穆罕默德五世国王对非统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同时设立与非盟和与摩洛哥协商的并行机制,以及中国政府至今未承认西撒哈拉,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对摩洛哥主权的尊重。
西撒哈拉问题对于摩洛哥不仅涉及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而且涉及国家的安全,无疑是摩洛哥当前最棘手的问题。我到过任何一个摩洛哥普通人的家庭,他们都会谈起这个令人伤心的问题,以及因为这个问题造成其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不信任,因为是后者支持要求独立的武装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并提供廷杜夫(Tindouf)作为他们的活动基地。
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非洲研究所于1987年成立的初衷也是源于撒哈拉问题,当时哈桑二世国王要求学者着手对该地区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及对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们从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和文化多角度进行考察和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中国非洲学界至今没有人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
我在4月初去摩洛哥之前,听中国驻摩洛哥前大使程涛说西撒哈拉问题可望很快就能解决。于是,我转告给了正在写有关西撒哈拉问题的博士论文的 摩洛哥留学生李杉。但4月中旬联合国一致通过美国提出的因人权尚存问题要求驻西撒哈拉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延长一年,使摩洛哥人期盼已久的政治解决撒哈拉问题再度搁置。于是,我决定去那里走一趟。
这次行程约2600公里,路线是坐CTM夜行长途车从拉巴特出发,经12个小时先到撒哈拉的门户盖勒敏(Guelmim),然后从Guelmim坐夜行CTM近6小时到撒哈拉的中心城市斯马拉(Smara),再从Smara乘大出租车近3小时到西撒哈拉的首府阿尤恩(Laayoune),最后是从Laayoune坐CTM经19个小时回到拉巴特。总共历时4天5夜,其中三个晚上是在长途车上,一个晚上住在Guelmim的Fatima家,另一个晚上住在Laayoune的Sahara Line Hotel。在Fatima家吃了三顿正餐,在Laayoune吃过两餐,最后在从Laayoune回拉巴特的路上还吃过两次正餐,是近三年在摩洛哥和马里长途旅行过程中吃饭最多、最好、最正常的一次。
此次旅行的最大收获是对Guelmim的了解,这是与马里的通布图近代以来联系最为密切的摩洛哥城市,可以说明跨撒哈拉商路向西迁移,及该地区商业发达、竞争激烈而促使商人南下,由此联结摩洛哥和马里,复兴了自加纳王国解体之后跨撒哈拉商路的西支。Guelmim远比我预料的要大和繁荣,从中似乎能够看到中世纪Sijilmasa的影子。只是19世纪最大、最繁华的跨撒哈拉驼队市场,今天已停满了大出租车,均为德国旧奔驰(因污染或过度使用早被德国淘汰的,在这里却成了价廉且方便的大众交通工具)。
最深的印象是Guelmim的年轻人,这得益于一上车就遇到了在穆罕默德五世大学(Agdal)学物理的一年级学生Fatima,于是我就跟着她回Guelmim的家。她因为学物理,对我想了解的情况并不熟悉,但她有很多朋友,是他们帮助我了解了这座城市。他们热情友好、充满活力,淳朴率真、智慧好学、喜欢音乐。第一天聚会就有20多名年轻人,大多是正在上大学的一年级学生,这得益于2012年那里新开设了经济学院,很多学生就不必再去300多公里外的阿加迪尔(Agadir)上大学了。另外,2011年在盖勒敏新设立的旅游与餐馆专门学校发展很快,据当事人介绍已经超过了Chefchaoune的同类学校,目前仅次于Meknes的同类院校。当我在参观这所学校时,那里的学生自信地告诉我“我们正在为争取第一而努力学习和工作。”有好几个学生同时在上两所学校,有的 还在阿加迪尔上三年级、但在旅游学校上一年级,这些学校都是公立的,不需要付学费。他们既能学到理论课程又能学到应用课程,可见他们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是他们让我相信非洲可以代表未来。

Smara以其伊斯兰文化和撒哈拉商路的驿站而闻名,是西撒哈拉地区唯一由当地人建立的城市(而不是西班牙人),所以被视为西撒哈拉真正的中心。她对西撒哈拉居民而言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当我们的车接近Smara时,夜空中闪烁的万家灯火真像一座巨大的港湾,宛如我小时候坐夜航长江的船即将靠港时见到的情景。我确实被眼前的壮观景色所震撼!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投入她的怀抱,顿时有种即将靠港的兴奋。
Smara的早上挺凉爽的,我下车后吃了早饭,然后就顺着空旷的场地走去,看见一座古老的Kasba,再往里走时,俨然像古罗马时期的建筑物,那里的柱子和围墙都是用页岩砌成的,但都比较新,里面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我也不敢多待。
除了Kasba,边上不是皇宫就是军营,街上到处是军人,商店还都没有开门。我惦记着博物馆,据说不在城内,但我也叫不上名,只能去出租车站打听。遇到一位站岗的警察,上前问他到Laayoune的车和怎么去博物馆。我从他那儿得知每天只有早上一趟去Laayoune的大客车,过了那个点就只能坐大出租车去了。至于去博物馆,他也不知道,但帮我去问了大租车司机(因为小出租车不能开出城,所以我只能坐大出租车去)。有位司机知道,要求我付100DH,他负责我的来回并等30分钟。他说博物馆不大,30分钟足够了。但我考虑到博物馆还要门票,且听说只有12公里,100有点贵。他问我同意给多少?我说60或70DH,他说70成交。因为那个警察告诉我,如果不这样我没有办法自己去,或者就是有去无回,因为路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车。我说那去没开门怎么办?没人知道。
果然不出我的预料,La site Assli没有开门,而且没有可以联系的电话,我们就在那里干等了半个小时,但至少知道了它的名称,也发现了Kasba石材的来源,那里有座石头山,据说博物馆里面就陈列这各种页岩。
就这样花了70DH来回车费,路上还被警察来回查问。先是出城,他问我头天晚上是否在Smara,我回答今天凌晨刚到的,已经被你们查过了。不过可能因为换岗,他并不知道。再进城时,他明白了。
既然博物馆没看成,我就只能逛街看市容了。但城市很小,能到的地方又很有限,很多政府机构、军营和皇宫都是不允许进入的。商店陆续开了但没什么地方特色,很多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本市既没有地图也没有明信片,我走在大街上也没有目标,天气也逐渐热起来了。我想与其这样坐等,不如就坐大出租车去Laayoune.结果是等了两个小时。终于等到5个乘客,其中一位“贵妇人”付了前面两个座位的钱,司机才决定出发。大出租车通常是满6名乘客才出发的(我曾经坐过7名乘客的车,加司机8人),如果一个人想独坐的话,就得出6人的票价。
我们差不多12点出发,从Smara到 Laayoune至少要两个半小时,沿途有多家处哨所。幸好我们车内坐了一名军人,因为他坐在车的最边上,估计警察远远就能望见他,我才没有受到盘查。我边上坐了个胖夫人,好在剩下的我和边上一个男孩比较瘦弱。那名军人也不算胖。胖夫人爱说话,告诉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在Smara,另一个在Laayoune,所以,一路虽然被挤得很累,但觉得还是很快就到了Laayoune。
我在Smara只待了六个小时,其中有两个小时在等去阿尤恩的大出租车,半个小时在等博物馆开门。前者等到了,后者却没有等到。我没有多待的原因有二:一是和当地人语言沟通很困难,发现没有导游还是不行。虽然车站边上的警察Mami愿意帮我,但他刚值完通宵夜班,无论如何该回去睡觉。二是那里的形势有点紧张,虽然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看到硝烟,但看到满大街的军人,加上当地人告知大街一直向东走就是战争地段(离阿尔及利亚Tindouf的联合国难民营300多公里),那里有阿尔及利亚支持的反摩洛哥政府、要求独立的武装波利萨里奥阵线。从Guelmim到Smara有303公里,作为车上唯一的外国人,我被警察一路盘问过四次就预知这里的紧张气氛了!
但Smara毕竟是一座我心向往已久的城市,结果却是这样匆匆而过,这对我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即从起初看到“靠港”时的激动转变为不想再“靠港”或快到终点站时却心有余悸。这正是我后来在快到达阿尤恩时的心态。

阿尤恩在1940-1976年是西班牙海外殖民地西北非省的首府,1976年后为摩洛哥阿尤恩省的省府,但至今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公认。
我对阿尤恩的总体印象有三:一是气候不错,但人文方面似乎很欠缺,如训斥我擅自上车的CTM司机非常蛮横(其实我问过服务台工作人员之后才上的车,只是他们也不知道哪一辆,因为门口停了三辆车,只有一辆车门是开着的)、混乱的交通、冷冷清清的商业街、罕见的在大街上跟着要钱的老妇人、一路严禁我摄像的老司机,等等)。其次到处是联合国的车,感觉这里像是联合国的“殖民地”,如日本的冲绳俨然是美国的殖民地。因为这里气候宜人、环境舒适,他们都呆在这里。为什么不去Smara呢?那里的百姓没有不安全感,更需要有人去维和。不知道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该由谁来监督?三是车刚进城时,感觉阿尤恩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兴建大规模的工程,摩洛哥政府为了稳定对西撒哈拉的控制而加大投资。但这一切都使这座气候宜人的沿海城市没有任何休闲的感觉,政治取代了人文。
关于这三座城市的居民。我在Guelmim的Fatima家,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Hassani阿拉伯人家,与我4月初所到的柏柏尔人家不同:一是家里知道我要去,事先做了一些准备;二是男主人父亲和长子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他们虽然外出工作,但还是以自己家为主;三是证实了房东所言的:来自中东阿拉伯人客厅的沙发与摩洛哥人不同,前者只有靠垫,没有底座或沙发座,是直接坐在地毯上,背靠枕垫。四是Fatima告诉我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由此可以推断她家是贵族,因为哈桑尼部落的贵族包括军人和神职人士。所以,她的两个姐姐、以及周末即将举行婚礼的两个表哥都是母系亲属联姻。在短暂逗留期间,我看到两个畸形儿童,估计就是近亲婚育造成的。除了阿拉伯人,该城还有撒哈拉威因人(Sahraouin)。后者也是Smara和Laayoune的主体居民,均称自己是阿拉伯人,因为他们讲Hassania阿拉伯方言。但其实他们与图阿雷格人相似,是混合了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部分黑非洲人的血统。因为西撒哈拉的问题,撒哈拉威因人成了一种政治代名词,而不是族群意义上的名词。无论如何,这三座城市还是处处体现了摩洛哥的同质性,包括南方赭色的建筑物、只有男士的咖啡店、普及的大出租车、以及仅周五才有的Couscous主食和其他食品,等等。

撒哈拉回来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拉巴特遇到来采访同办公室的Monjib教授的法国记者,当他问道撒哈拉问题的看法时,教授回答“这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主动说“我可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被允许之后,我就说了一下自己的上述观感:
第一,撒哈拉的形势有点紧张,源于波里萨利奥阵线要求独立、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波里萨利奥阵线的支持、摩洛哥政府和人民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缺乏信任、以及当地居民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和外来人员的反感和敌视,等等;
第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作用值得怀疑,自1991年MINURSO(Miss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organisation d'un référendum au Sahara occidental)就派驻这里至今。据说我刚走第二天就发生了波里萨利奥袭击事件、造成70名摩洛哥警察死伤,但摩官方没有正式报道,显然说明联合国维和部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第三,引用法国的谚语« il n’y a pas de probleme sans solution»(没有无解决方案的问题,即所有的问题都是有解决途径的),西撒哈拉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是因为有人不想解决,而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但这一问题不解决,显然是对摩洛哥不利。面对联合国及其维和部队,以及背后的美国(世界最强的超级大国),再及美国背后的阿尔及利亚(非洲最大国),这不是摩洛哥一国所能应付的,我突然感到很悲哀。美国和阿尔及利亚近几年突然走得很近,完全是因为“反恐战争”的缘故。所以,为了巩固这一联盟,无论如何是需要“恐怖分子”的,哪怕是制造出来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