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非民间外交出现的背景
80年代之前，中非之间交往基本上存在于官方层面，即便有发生像坦赞铁路建设时期大规模的人员进入(建设期中方进入非洲两个国家的人次达到5万)的情况，也是以承担政府项目为目标，几乎没有个人动因推动的人员往来流动;同样，以促动相互认知和理解为目的的文化交流，也没有民间的动力进入，尽管很多非洲留学生来到中国，很多学者学生互相访问学习，已经呈现出民间外交的形式，但实质上都还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还不能说是真正自觉的民间外交。
1.经济联系增加，彼此人员进入急遽增加——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景观
传统上在非洲的华人人数一直有限。改革开放以前在非洲生活的华人华侨数量有限，南非最多，然后就是有限地分布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塞舌尔等印度洋沿岸岛国中，有的已经是第4、5代人，但整体上华人一直是沉默的少数，非盟前任主席让·平和津巴布韦教育部长朱慧琼女士这样有影响力的非洲华人更是凤毛麟角。
20世纪50-80年代，曾经陆续有香港、台湾人在种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背景之下移居非洲各国。然而，真正大规模的华人来到非洲还是在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受到80年代末以来的“出国热”的鼓动, 一些同样憧憬“欧风美雨”的中国人,选择相对更加容易的非洲作为走出国门的跳板——比如当年比较早移居南非的新华人华侨中间，首先是来自于“赶时髦”的上海，他们的行动，正是弄潮儿对当时在中国悄然涌动的商品经济大潮的追逐。意料之外的，这些比较早到达非洲的新移民中，大多数因为非洲大陆的魅力而留下来安居乐业(当然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这样犯罪率较高的城市，近些年来又出现了华人再次移民到澳洲或者美洲的情况，也有人选择叶落归根)。
第一批80年代以后从中国大陆来到非洲的个体移民，往往曾经任职于使馆、医疗队、国营外贸公司或执行其他援外项目，抑或是这些公职人员的家人朋友。在中国公司体制急剧变革的时代，辞掉了公职身份到非洲创业，借诸在对非业务的官家机构工作时候积累的信息、知识和人脉关系，他们得以软着陆进行跨文化经营，范围涉及饭店、零售批发公司或者房地产，逐渐也有人从事实业。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公司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也有的本身就是当年执行国有工程、农场等项目的公司人士，在当地注册后完成了本土化转型的同时，很多公司的性质上也往往从央企或者省市级别的国企转化为私企或者民企。
尽管存在诸多语言和文化差异，但这些个体经营者如果希望长期发展就别无选择，必须积极融入、并且对于当地社会具有足够的尊敬心态和共生意识。先来者呼朋引伴，逐渐吸引了大量效仿者。从非洲国家的主要城市，华人中小商户逐渐把商店一直开到了非洲大陆上最为偏僻的山村;10-15年前，这些非洲老乡根本不可能想象买得起新衣服、新鞋子——对他们来说，那曾经只是上流社会和原来的殖民者们才能梦想的东西。有使馆官员估计，私营工商业者对于中国和南非双边经贸往来的贡献达到了30%，他们对于非洲社会的发展和增进双边关系的贡献都值得关注。
如果说，这批个体创业者更体现了近代中国海外移民自发地依靠家族和乡土关系的牵引而漂洋过海的特点，目前在非华人中间更重要的群体是跟随工程项目来到非洲的“跨国迁移者”。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国内建筑市场的日渐饱和，建筑公司只能“走出去”进入全球市场进行工程承包(2002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才将“走出去”宣布为清晰的国家战略)，较早进入且有长远国际化战略的公司恰好迎头赶上非洲国家90年代以来摆脱战争影响、重建基础设施的黄金市场时机。中国路桥公司、安徽外经公司等就是这一批走出去公司的佼佼者，他们逐渐开始脱离中国政府援助项目的扶持，而是凭借良好的信誉在非洲市场上竞标世界银行、非洲开发行、阿拉伯基金等提供的工程;很多出自他们汗水的道路也因为质量上乘被评为“样板路”，这当然对他们的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又是一种促进。深得非洲国家信任的中国公司，往往也能获得其他国家的项目，爱尔兰驻莫桑比克使馆就是由南京建筑有限公司完成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统计显示，近年来大部分在非洲的基建项目也都是由中国工程公司完成的。在收获利润的同时，这些中国公司也获得新的光荣，那就是正在用中国道路实现非洲大陆的联通。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随着企业的项目进入非洲的国人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国有企业，一个新分水岭是1995年——此前只有国企可以走出去，此后私营企业也可以直接走出国门了，如今在非洲各国几乎都占有重要的网络供应商市场份额的华为，就是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及时进入非洲市场的。因为长期在非洲市场上成长的经历，很多中国公司得以顺利过渡为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其麾下的员工可能也因为长时间在非洲而稳定下来，有些语言条件较好的甚至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落地生根。
2006年举世瞩目的中非峰会盛大开幕以来，非洲作为地球上最后一块淘金地的说法通过各种传统和社交媒体迅速扩散，加之中国政府优惠政策和各种官方与民间商业咨询机构的平台搭建，又激发了新一轮中国对非投资的热潮。在非洲各国确实明显看得到越来越多华人辛苦创业的身影，但有关中国在非洲有100万移民的说法不断地被世界各国的观察家炒作——这种毋宁是个人和企业自主进入非洲、探索市场和更好经济机会的行为，往往将解释为中国政府庞大对非战略的重要抓手。实际上，非洲大陆到处是绿地产业，这给作为国际资本市场后来者的中国资本提供了非常好的进门机会;而且，正像中国给予非洲国家大部分商品零关税政策一样，非洲商品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也常常享有类似优惠待遇，这成为近年来中国公司到非洲发展制造业、以便使得产品更加容易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市场的重要吸引力。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伴随着国内劳动力价格的迅速攀升，向非洲转移产能成为最新一波推动中国资本和人口流动的动力来源。
当然，随着华人大批流入非洲寻找经济机会，同样的动力也推动了从非洲大陆到中国的逆向人口流动，而且也在呈现几何指数的增长。仅在义乌一城中，固定居住的非洲人已经接近4千人，候鸟式往返迁徙的更有几万之众。与大批前往非洲的中国人构成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一道风景线一样，自上个世纪末，中国工业制成品(最早是塑料制品和服装鞋帽)的价格低廉也越来越吸引非洲人殷勤地往来于广州和大陆之间。非洲商户追逐的商品集散中心逐渐由从广州扩展到义乌，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半年居住在中国选货、订货、发货，半年回非洲母国、再将商品转销周边国家和地区。
可以说，中非之间大规模人员的流动和互相接触，正是日益细密地搭建起来的全球市场化网络的一部分景观，其驱动力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而是民间自下而上、自发地利用既有政策空间、探索发现新的机会、寻找新的市场的努力，构成了更加真实的中非之间交往互动的草根基础，这种基础既有正面的贡献，又不乏负面的影响---大规模的商业冲动，既对彼此的东道国民众形成竞争和压力从而激发强烈的社会反弹，也因为彼此的政府治理者缺乏经验从而积累成难于管理、治理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这种草根力量的涌动如此迅速而且澎湃汹涌，中非民众之间还缺乏渐进的了解和认识彼此的过程，特别是缺乏知识界贡献的有效的客观、必要的知识前提，误解、紧张、矛盾和冲突，几乎是无可避免、注定发生的。
2.经贸和人文交流不能相辅相成，传统友好关系之乘何去何从?
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之际，在埃塞出席中非经贸、人文座谈会时说，经贸和人文是推动中非合作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二者相辅相成。然而，迄今为止，两个轮子中间硬的轮子很硬，软的很软，而且已经明显出现导致双边关系之乘难以稳当、平衡地前行的局面。究其原因，有关非洲人对于中国移民及其背后国家的认知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叙述仍然凤毛麟角，而且缺乏对全洲范围的情况进行深入和系统的评估;反之亦然，中国的知识界也尚未生产出来足够有效的知识供公众了解认知在广州和义乌的城市骤然涌入的非洲人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力量。这一匮乏，一定程度上对于双方的政策决策者来说——特别是双方亟待深入推进的人文和社会领域的交流——是明显的不利;同时对于公共知识而言也成为各种错误判断、甚至迷思的来源，已经明显成为双边从国家到民众之间深入交往的障碍。
近几年，广州连续两次出现非洲人与警察发生冲突的事件，中国媒体遮遮掩掩，缺乏全面真实的报道;与此同时，在中国网民中间开始涌现大量种族主义词汇，辱骂黑色人种、警告国人警惕非洲人等等言论甚嚣尘上。就像中国人的勤劳能干给习惯于闲适散漫的生活节奏的非洲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且某些投机取巧者使用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严重破坏非洲国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一样，同时大规模非洲人涌入没有接受移民传统的中国，也给中国官方带来了城市管理的压力，给社区市民的生活带来的竞争生活空间、设施和生产生活资源的压力。双边民众这么短时间内、这样大规模的自发相遇、甚至交错杂居，既是市场全球化大潮推动的结果，也以其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给双方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考虑到双边交往基础和准备，特别是在互相认知、互相了解、互相接受方面，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干预还严重不足，出现矛盾、甚至冲突几乎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笔者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参加的多少次面向公众的学术研讨会上，无数次被非洲朋友问及的问题仍然是“我们欣赏感谢中国在我们大陆基础设施领域的贡献，但我们想知道你们在出口货物、技术、资金等等的同时，为什么要大规模出口低端的劳动力来抢夺我们的饭碗?”。进入坦桑尼亚、加纳等一些因为诸如坦赞铁路修建等历史记忆基础上而塑造的良好双边关系的非洲国家调研，发现近年来先后发生了中国商人遭遇到对方政府和民众的抵制的现象。例如，2011年1月，坦桑尼亚最大的三份英文报纸《公民报》、《卫报》和《每日新闻》几乎同时集中报道了坦桑尼亚工贸部副部长亚兰多视察并向“以投资者身份进入、最后变成小商贩或是擦鞋匠”的最后通牒，欲将其请出达累斯萨拉姆繁荣的卡里亚库市场。值得玩味的是后一句警告语气的话，“虽然有些人来自与我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情可言。”
此前此后，在尼日利亚经营的华裔商贩也同样经受了类似的困难。尽管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影响不断增长，但几个因素威胁着未来尼中关系的深入发展。许多尼日利亚人日渐担忧中国影响到其国家主权和就业机会，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输出太多自己的工人来建设尼日利亚的基础设施。另外，许多尼日利亚人愤怒于在尼中资工厂中“奴隶般”工作条件——2002年一家上锁的中资工厂内，37名被困的尼日利亚工人因火灾丧生，中资工厂的工作条件才被关注。“尼日利亚劳工运动”组织同样抱怨：不断上升的中国进口产品已减少了超过35万个制造业岗位，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加之许多双边贸易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的，许多中国商品是通过尼日利亚与邻国漏洞百出的边界进入尼日利亚的——这一切恶化了尼日利亚本已严重的腐败问题。因此，尼日利亚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很成“问题”，是其他非洲国家对华印象恶化的背景，因为作为撒哈拉以南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和部族最分化的国家，它是中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2012年，加纳和华文媒体都开始沸沸扬扬炒作华人在加纳淘金一夜暴富的故事——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很快就成为了现实，2013年大多数中国采矿者都面临着非法入境并滞留加纳、从事(加纳政府)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小规模采金和污染当地环境的指控。6月-11月间，加纳政府出动警察逮捕了总数约600名非法采金者，一时间官方遣返和自动返回的采金者达到了4千多中国人。中加关系和中国人在加纳的形象显然因为非法采金活动遭受重创，这些采金的中国人给中国形象造成的重创是否难以挽回了呢?到2014年下半年，因为酝酿良久的中国加纳之间的优惠贷款项目迟迟不能运作开始，在中国高校就读的加纳学生甚至多次表达“中国政府在报复加纳政府”的印象——加纳采金事件，显然成为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经济关系、因为缺少沟通和了解机制、从而严重影响双边外交关系的典型案例。
2014年2月，南非伦理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报告，《非洲人对中国商业的认知调查》[1]，该网上调查涵盖了14个国家，从环境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劳工使用情况4个大类调查中国公司在非洲民众中间的声誉。报告呈现的调研结果是非常消极的，总的评价结果是，43.3%的受访者给出了负面的分数;只有35.4%受访者持比较正面的态度。在受访者比例较高的3个国家中间，南非这个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民众对于在非华人商界的认知最为负面;同样，中国经济利益存在时间较长、受西方舆论影响较深的尼日利亚民众认知情况稍好，但负面评价远高于正面评价;中国大规模经济活动开始比较晚近的肯尼亚，民众则显示相对比较积极的评价。这一调查报告发布以后，尽管调查结果因为方法论的局限性而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但确实给中国政府和中国商业界都敲响了警钟——显然，与前几年的个别国家出现的大量华人入境从而引发双边关系出现复杂化、和形象负面化的趋势相比，显然这样国家类型的数字在增加，而且呈现泛大陆化的趋势。大量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像在其他南方国家一样，因不了解当地法律文化国情而遭到巨大损失，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劳工冲突和环境冲突，持续困扰中国投资，中国大使馆也开始忙于各处“救火”，尤其出现了像加纳非法淘金被驱逐那样丢人也失财(小矿主倾全力投资购置的开采器械血本无归)的情况——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国人在非洲的传统外交资本积累的再多，中国当代投入的援助再多，声誉都很容易被这些坏案例挥霍殆尽。
2014年，美国记者Howard French发表其著作《中国第二块大陆：100万移民如何在非洲构建一个新帝国(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China is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2]很快先后入围《纽约时报》2014年最值得关注的100本好书、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最佳图书书单、《经济学人》和《财富》2014年度推荐书单。舆论一时哗然，关注中国自下而上进入非洲的100万移民成为记者、学者和政治家竞相追逐的话题。此书选择作者在多个非洲国家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华人作为故事主人公,讲述他们个人选择到非洲创业致富的传奇,推测他们如何直接或者间接地执行中国政府在非洲进行帝国布局的使命。作者在文中强调，所以选取小人物的视点，来看取中国在非洲大陆经营帝国的大战略，是因为“深信创造历史的力量，是无数个他记述的这些貌似小人物、但实际上足以推动历史的力量”。无论如何，这样鲜活生动的笔法和故事，使用中国式的“人民创造历史”的哲学为出发点，显然都帮助了这本书的成功，其利用平凡的“每一个百万分之一中国移民都在构建中国的帝国事业”的预言，也在某种程度上制造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延续着“新殖民主义”的惶恐——这种对于中非关系图景的负面呈现，特别是阐释中国国家战略是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帝国野心的继承，而且理论的支点恰恰是中国官方经常忽视、轻视、或者至少不足够重视的自下而上的民间，这足以显示中国对非外交工作的软肋，是亟待改进之处，特别是如何在非洲各国的民众中间增信释疑，显得尤为迫切，因为来自非洲社会层面的疑虑和忧心，迟早必然在官方政策的层面显示出来，正像关系一直友好、密切的坦桑尼亚政府也不得不采用比较严厉的措辞来回应民间的广泛关切。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也必须意识到，打造中非关系的升级版，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协商制定问题，还必须把民众、把已经无可逆转地进入到中非双边关系大交响曲中、民众商业冲动基础上的自发力量纳入整个的治理结构中给于考虑。民间外交，或许会扮演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3.人文交流缺失——促进双方理解和认知的文化和精神交流平台极其有限
互相认知的丰富或局限，取决于信息本身以及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渠道充足与否。近几年，西方和非洲本土先后都生产出了特别有影响力的学术和非学术作品，特别刻意雕刻不那么正面、甚至比较负面的在非洲中国商界的复杂形象;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者却在忙于回应国际上有关“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等等指责之声，过于关注中国对非政策本身的诠释而未能及时生产比较客观全面、而且是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反应或者分析有关双边互动实际产生的“化学反应”的作品;中国学者当务之急，要深入调查、动态地了解双方民众的互相认知和交往中的现实情况与问题。
中国非洲问题前特使刘贵今曾经多次在各种讲话发言中提到，在自己作为特使期间穿梭期间，随便进入欧美国家大街小巷的书店里，都会发现关于非洲的书籍总是占到半壁江山;而相比之下，令人汗颜而又遗憾的是，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中国，王府井图书大厦里面却几乎找不到任何一本关于非洲的通俗读物。在无数一起工作的时间里，刘大使惊奇地发现，美国和欧盟各国驻苏丹问题特使对于叛军头目的个人爱好、有几房太太、哪个太太长得比较漂亮等等细节问题都是了如指掌，而这几乎是自己和其他中国同事难以企及的，而这显然首先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有限的对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深度联系和认知积累决定的。也正因此，刘大使任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和非洲问题事务特别代表5年，一直谦虚地跟西方同行、媒体和学术界界定自己的作用，并非已经能够提出任何和平进程建议的mediator(调停者), 只能算是发挥了“和平促进者”的作用。
因为缺少了解的渠道，信息本身又极为匮乏和单面，40年来在激动非洲人心目的中国龙形象大概只有Bruce Lee(李小龙)。近年来快速推进的经贸合作将原有的双边关系日益复杂化，非洲人认知到的中国形象，当然不能一厢情愿地、习惯性地简单称为“友好关系”了，包括在中国人一代代引以为豪的坦赞铁路出现的地方——全球格局的变化，各个国家代际的交替都注定了彼此的认知不可能停留在曾经的过往，尽管这里是5万中国人和10万非洲人并肩共同修建铁路的地方。年轻一代认知中国的来源，很难再从这条绵亘1800公里的铁路开始;在走访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时候，笔者发现，青年学者像其他国家的非洲同学一样，说到留学还是要去欧美世界，而不是来中国北方交通大学——尽管这里是为运转了40年的坦赞铁路培养了中流砥柱人才的摇篮?
在达累斯萨拉姆著名的休闲区Oyster Bay文化中心区，有一个几乎可以找得到全球同步发行的大部分畅销书的书店。2013年夏季笔者调研时候发现，所关注的有关非洲的书籍几乎都能与全球共时性地买到;然而，很可惜，在书店里，笔者只找到了一本关于中国的英语图书。如果这说明，主要光顾这里的当地富人和中产人士还没有意识到了解中国的重要性;那么已经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是否主动了解并融入当地社会了呢?实际上，这个休闲区如此著名，沙滩上闲逛或者购物的华人面孔并不少，他们有的是在当地打拼多年已经比较富庶的华人移民，也有的纯粹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光客。只是，笔者几次光顾，都没有遇到华人来这个兼具文化和学术品位的书店。在休闲区的一个场馆里，一位当地人在教一群小孩子打空手道——这样的场景在达市很多露天的空地上也可以经常看到。显然，这既不是中国人传播的，也不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当地人开始讨论韩国和日本的文化，曾经是非洲人藉由想像中国人文化、中国人精神的Bruce Lee，也少有人再谈起。
无独有偶，在津巴布韦大学的图书馆，有关亚洲国家的书集中在一个区间，韩国和日本捐赠的种种书籍分别占据了其中最为显眼的绝大部分空间，有关中国的书籍只有几本，除了堆在角落里面不易被发现的几期《北京周报》和《China Today》，就见不到国内生产的、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的书籍了。津巴布韦的国家图书馆，周六当地人络绎不绝进来读书的胜景令人印象深刻。关于中国的书目则少得可怜，而且多位其他国家学者研究中国的一些成果，同样见不到像韩国和日本那样直接来自中国本土的读物。难以想象，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何能够期待当代青年了解中国，特别是直接地从中国人的视角之下了解中国。
不用多说，在大部分非洲国家，帮助当地人认识中国的直接资源极为有限。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到中国的非洲民众而言，到哪里去认知正面的、积极的中国与华人形象呢?以坦桑尼亚为例。除了在Kariakoo商区的很多店面那些或坐在靠里面店主位置、或者指挥当地工人搬运货物的诸多华人商户外，就是在城市各处的中餐馆或者赌场里了去找中国人的踪迹了——没有人能否认在这里中国人觉得幸福指数最高，但毕竟还是中国与中国人自己玩，很难看出多少中国人与当地人文化交融的气象。
只有年长的一些“老坦桑”在竭力呼吁重视双方文化的融合。在坦桑前后有30年工作经历的老援外专家汪先生说，“来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没有真正认识非洲，没有从根本上接近非洲人。当年(80年代初)我买来8个样板戏的磁带教他们(非洲人)，没过多久后，他们就会唱杨子荣打虎上山了……怀念那个时候的文化交融啊!我们既然不能改变人家，就得要适应他们，所以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从文化、习俗等等多个层次去了解非洲。东非的人个性其实非常温和。”[3]
二、中非民间外交的内涵与任务
(一)文化之钥开启中非民间认知,支撑中非间的平等观念
截止到1956年，由于美国政府对“红色中国”的遏制政策，与中国政府建交的还只有19个国家;针对当时的国际孤立环境，民间外交被中国政府认 为是用来打破国际孤立的路径，而文化则是开启这些民间交往的钥匙，因为“国民外交是人民之间友好的开路先锋”。例如周恩来提出，对外文化交流为中国外交工作两翼中的一翼(另一翼为经济合作)，是促进国际合作的方法;在多边舞台上，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亚非国家应该加强文化和经济合作的主张，最后被写进了万隆会议的决议中。在全国外交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强调，为了摆脱国际孤立环境，中国外交官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促进文化(和贸易)关系。两年间，在中国政府接待和派出的所有外国代表团中，与文化有关的外国代表团已经达到了1700多支，涉及的人数达到了17000次，占所有涉外人事总量的70%。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就是“寄希望于人民”、以民促官的文化外交模式的最好体现。陈毅曾评价建国初期是文化交流“打头排”，“以文化为先行，广交朋友，增进了解，以致水到渠成、达成建交”。这种 “文化先行”、辐射和影响民众认知的外交特色，贯穿了中国外交工作50-60年代大部分时间，使得中国政府迅速进入第二次建交热潮。
在与亚非拉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民众参与和文化外交同样重要，以“寻求友谊，增进理解”为目标，具体的工作方针是强调“长流水、不断线”的日常效应。具体到中非外交关系发展史而言，不论是在建交还是尚未建交的非洲国家，上至总统府、皇宫，下至偏远城镇乡村，比较经常被派出进行友好访问的正是中国的文化代表团、艺术团，特别是来自于地方的文化团体，他们发挥了外交“先行官”的作用。例如早在1956年(当时只有埃及一个建交国)，中国的文化艺术代表团就访问了西亚北非四国和埃塞俄比亚，次年又派杂技团访问北非和加纳——对于当时远隔万里的中非双方，只有这种文化交往才能最大范围地辐射到双方民众，促进彼此了解和认知，通过展示民族文化多样性来寻求共同点，所谓“以文会友”;也是“打一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反映，因为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与非洲新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做了舆论准备。当然，关于何以文化先行，仁者见仁，解读颇为不同。[4]
对于中非关系独具意义的是，从1956年中国同埃及在北京签署的第一个文化协定以来，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与南非和马拉维政府签订《文化合作协定》，中国同所有建交的非洲国家都签署了双边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中国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刚果(布)、刚果(金)、南非、摩洛哥、苏丹、埃塞俄比亚、贝宁、津巴布韦、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突尼斯(称文化组)等非洲国家使馆中设有文化处，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也相对丰富，尤其是贝宁(1988年)、毛里求斯(1988年)和埃及(2003年)三国分别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心”以来，中非文化交融体现的相当明显。例如每年举办汉语班、音乐班、舞蹈班和武术班的影响之一，就是中国的武术在贝宁深入人心，其民间组织“武林大会”已经凝聚几万会众，今天活跃在各种中非文化交流舞台上的吕克(LUC)就是90年代热爱上中国武术而自费从贝宁来到北京体育大学求学的;同样，杂技等不借助语言、完全通过动作进行表演的文化形式也很快在非洲国家扎下根来，苏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都有将中国的吴桥杂技在世界发扬光大的“非洲传人”。1968年尼雷尔总统来访时候，中国培训的坦桑尼亚杂技学员甚至为其和毛泽东举行汇报演出。有趣的是，坦赞铁路援建时期大量的中国工程师和铁路工人曾经连续几年生活在非洲人民之间，文宣队把相声这种主要依赖口头语言和其他各种肢体语言为表达媒介的文艺形式也带到了坦桑尼亚。
尽管这些文化交流首先是从官方开始的，但是发挥作用、实现影响力的机制却都是以作用于最大多数的人身上而实现的。更重要的，双边官方的文化合作和经济技术一样，成为中非大规模人员交往的渠道，也正式开启了民间认知的可能。60年代初成立的、以学习亚非拉民间民族歌舞艺术为宗旨的东方歌舞团的演员，将周总理提出的“学好、学像、学到手”作为工作准绳，经常深入到非洲的“歌舞之乡”采风、学习，歌唱家朱明瑛访问非洲国家时、曾留下唱一首当地歌曲相当于援助了一个国家的佳话。在智力方面的合作也是卓有成果，学者、学生同东方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歌手一样，经常被送到非洲去学习当地的民族语言、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同一时期被派往非洲的还有很多工程师、教师、医疗工作者(这是至今从未间断过的)和农业专家等，去全力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和社会重建工作。
与欧洲依靠传教士到非洲执行“文明化使命”、用人类学家记录作为欧洲中心以外的“他者”的非洲人和生活方式不同，中非之间的互相接触和认知，没有武力形成的剥削性的不平等关系作为前提，而是开始于平等关系基础之上的文化交流，是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形式。如果说欧洲人在非洲的文化和教育措施有着发现和培养殖民统治体制的目标，而且通过合法化、内化欧非之间不平等的认识来进行精神控制，中非自50年代开始的文化交流合作，显然仅仅指向促进互相认知、从而维护良好的外交关系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非民众之间的互相认知，是中非之间彼此平等的观念，这成为此后中非关系的灵魂，是此后一起交往和互利合作的坚实基础，为参与到双边关系中的主体所共享。
然而，当今时代，随着中非关系的大光谱日益复杂，这种平等观念是否受到挑战了呢?如果说，今天大规模的互相迅速进入彼此境内的双方人员是使得双边关系的光谱日益复杂化的原因，那么在没有足够的人文和教育交流机制去平衡骤然增长的商业冲动，双边之间的这一平等观念就未必能够被这些参与其中的流动者习得，而大规模发生这一双边流动的民间场域，也许能够提供比较有效的解决问题、并作为日常存在的社会肌理发挥陶冶和教育的社会功能。
(二)民间外交自觉化：企业可持续发展、在非华人融入的要求
1.在非中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匡扶形象、可持续发展
中非政府间的高层政治往来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有限，而刚刚开始萌芽的非政府组织尚未形成气候，中国企业才是真正走进非洲、直接参与到非洲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正因如此，在非洲大陆上，传统上中国政府(特别是有中国使馆和外交人员)代表的中国形象，开始逐渐让位给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传达出来的中国形象。2007年笔者在欧洲游学发现，西方的媒体和杂志，经常出现类似于一个中国阔老板手持电话财大气粗地站在图片中央，后面一位非洲小伙计在骄阳下给他小心翼翼地举着伞的形象。此后，有英国学者发表的《中国与非洲》一书中，将中国公司在非洲的存在描述为“飞地经济(Enclave economy)”，意指以承包公司为主的中国公司，不但在项目上主要使用中国劳工，而且这些人被关在公司的高墙大院之中，与当地社会不发生任何联系，既无文化和人员上的融入，也更谈不上技术的转让。此后，中国公司常常在透明度、社会责任、与当地劳工关系和对于东道国环境的负面影响方面饱受诟病，形象堪忧——如上面所提南非伦理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调查所显示的。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面组织了中国进出口银行、中非发展基金和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等活跃在非洲的金融机构与中国承包公司，与中国的非洲研究学者一起出席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举行的“中国-非洲-美国”三方对话会。来自非洲公司的代表[5]和美国公司[6]专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或社区关系的高级顾问、经理或有关人士，与中国代表一起，深入沟通探讨了各方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讨论了大公司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与会的美国和非洲代表纷纷表示，第一次知道虽然观点和视角不尽相同，而且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具体的呈现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中国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的认知与美方和非方并无本质差异，即都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有利于非洲当地可持续发展的，而这反过来也是企业本身赖以生存的根本。中国学者则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之中、深蕴于传统中国的经营理念之中的基因。尽管各方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理解和认同，但是在非业务较多的企业，主动加入到学者队伍，到各平台上表达企业的认知、困惑和经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即是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上的修行，也代表了在非中资企业应对国际上的种种质疑之声，开始主动提高透明性、树立积极正面的企业形象的努力。
另一方面，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的，在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应该树立正确“义利观”。近年来，一方面中国商务部、国资委和驻在国的中国使馆逐渐在负责任投资、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要求和指导，同时企业自身经营过程中适应当地环境的自发要求，中资企业开始越来越多投入到企业社会责任中——即在当地修建的学校、公路、医院等公共设施、投资建厂与运营时候，开始积极地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与社会福利，制造就业岗位以及进行技术转移提高劳动力水平，同时提高信息发布和与当地社会直接沟通对话的努力，积极改善中资公司的形象。2007年，中国钢铁集团成为较早发布《非洲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大企业，这为后来的很多中资企业树立了样本;同时，因为报告有意识地以中英法三种语言的版本同时向社会公开发行，实际上发挥了很好的效果，对于当时正在急切希望了解中国在非企业存在状态的国际观察家和非洲民众来说，都是很好的材料。中水电等大型国有劳务承包公司，在经历最初的劳资紧张关系后，主动学习其他跨国企业的经验，甚至积极促进中非民间交流，很快从加纳劳工组织评价最差的公司转变为最佳表现者。
目前，中国企业在非投资的主要行业如能源、矿产、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而且占领的还主要是处在价值链比较低端的位置，与欧美跨国企业相比，又存在着一定程度与当地民众争利的关系，而且也因为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局限，在生产一线与当地劳动力直接接触和融合的可能性更高，这些状态都决定了中国企业将面临来自环境、劳工、社区关系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挑战，更容易被置于当地人的视线之下。因此，中资企业更应有意识地主动成为中非民间外交的核心力量之一，通过与当地公民社会、项目社区民众等进行更多的公共外交，主动披露信息、沟通对话，用疏导而不是“堵”的思路积极面对与当地社会之间的紧张甚至冲突，才最终达成理解、解决问题。比如在近年来的很多大坝、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修建过程中，中国公司都遇到了项目规划做的不扎实，中道突然遭遇自然保护区或者居民区需要搬迁的情况;最初中国公司往往采取闷声做事的态度，特别是在那些东道国政府作为业主强调速度而迁就中国公司的国家。这种闭目塞听的态度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特别是在非洲的选举政治中，往往成为日后被反对党清算的问题，所谓“赞比亚现象”就是指党派选举过程中将对华关系政治化的经典案例，甚至“将中国投资者赶出去”的声音在竞选期间甚嚣尘上。
在中国政府的引导帮助之下，中国公司逐渐意识到不能将在中国的做事方式简单应用于在非洲的环境，而是积极倾听当地社会的声音。近年来，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对非投资的增长，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民间外交的活动中，参与形式也不限于对健康、教育等公共部门的即时性的慈善捐款，而有了新的发展——即更加注重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位在非洲发展的长期需求方面，比如在教育和人力资源方面通过基金会等形式提供长期、固定的支持——也就是说将打造百年老店的企业要求与当地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几年的快速学习以来，很多在非中资企业得以快速地国际化、也本土化，发表多语种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经蔚然成风，而且企业界人士直接进入国际会议代表在非中资企业发声，面对媒体、学者和公众的质询，紧闭高墙的“飞地经济”形象在悄然改变。
2.民企和华人商会组织积极融入当地----华人群体意识的觉醒
以个人身份来到非洲国家、不接受日常中国使馆的领导规范(也因而更少收到中国官方政策资金支持)的华人，迅速增加，自己组织各种形式的网络和社交媒体目前成为一大趋势——在寻求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首先以一个集体的形式聚集起来，向东道国社会推介自己，积极打造作为共同利益群体的社会群体属性，提高自己的存在感，也呼唤东道国社会的悦纳、承认和包容。
尽管在非民营企业是非官方的性质，但这些企业直接或间接经由官方渠道衍生而来的“史前史”，国家身份的光荣和逐渐具体而明显的个人创业梦想，成为了进入非洲的新华人华侨的两大主题，随乐章的展开两个主题固然有跌宕起伏，但一直都主导着他们个人命运和其领导企业的表现。不管是民营还是中资公司，大家在海外的身份都是一样的，甚至那些已经申请永久居留身份的华人也是如此——当地社会大体上是通过外貌来识别中国人的。因此，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形象受损，所有类型的公司和华人华侨都同样面临挑战。在全面地认识自身带给非洲社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同时，中国公司已经开始有所觉察自己的存在对于当地实业界、工会商会、中小商户的利益等带来的客观挑战，在注意打造“和谐共生”关系的同时，也要积极地、开放地与当地社会和媒体沟通，尊重非洲人的文化习俗、包括经营习惯。
华人华侨的自发努力，这些年迎头遇到了中国政府开始积极通过国务院侨办、使馆领事处和文化处等等平台，提升领事保护工作、促进中国文化传播的好势头——利比亚危机撤侨行动、加纳非法采金等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意识到提升在非侨务工作和日常管理民营中小企业家和商户的重要性。因而，很多民营企业家和华人商会组织融入当地社会的活动，往往还具备了主动发挥外交使命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个中难免有人抢占先机，以期“拉虎皮做大旗”、积累社会资本、长期获取和争夺中国政府资源的目标，更多人还是比较朴素地被“国家荣誉感”所推动的，他们往往能够不计成本地从人力物力上协助中国使馆或者某些政府机构在非洲开展活动，比如在坦桑尼亚，开展文化外交性质的“欢乐春节”活动，使馆文化处只需要扮演协调和名誉组织者的工作即可，从政府双边合作框架中受益良多的中资公司囿于财务规定等原因，反而不积极;倒是民营和个体身份的工商业者，自动以各自的商会为单位，承担了从资金到活动内容、特别是邀请坦方从员工到企业家和政治家，共享盛世，欢度春节。
将对于中国祖国的荣誉感、使命感与个人梦想融合的最好都属于在坦桑奋斗多年的李松山、韩蓉伉俪。这两位都曾经是中国外交部派驻坦桑的外交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业大潮中辞去国家职务，从卖牛肉、花生米开始在坦桑创业。机缘巧合，在投资木材加工的过程中，李松山夫妇了解到，东非一代普遍存在的廷噶廷嘎艺术因为但是非洲面临的经济困境而的出现延续危机。他们将这些艺术的传人延揽到自己的工厂，利用自己的继续支持这些艺术。如今该艺术流派显然已经度过危机，经常想全世界展现当代的作品，李先生夫妇在资助艺术的过程中也成全了自己对于东非艺术的知识和鉴赏品味，同时积累了大量的作品。他们作为在坦桑的第一代侨领，通过个人亲力亲为的对于非洲本土文化的尊重和扶持，赢得了这个国家的尊重和热爱，也在坦桑华人中间培养了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示范效应，作为日常的中国人传统优秀精神的化身、中国文化的使者，李松山伉俪的贡献为中坦两国相交、民相亲奠基了坚实基础。感觉要告老回乡、叶落归根的李先生近年来回到中国，但马不停蹄地将自己的艺术珍藏中的一部分捐献给长春博物馆，成为国内绝无仅有的公立博物馆中的非洲博物馆。在北京，李先生夫妇为了中国人能够学习非洲艺术的精髓，又特意在宋庄这个艺术家聚居的地方倾力打造了原汁原味的“非洲小镇”，既向中国人打开非洲文明之门，也以此为延请非洲人士(比如非洲领导人)的特别所在，让非洲人看到中国人对非洲的尊重和重视，同时小镇也举办研讨会、论坛讲座，直接作用于中非关系的促进。
当前华人华侨发回的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传播信息、促进彼此认知方面。已经组织运作了10多年的津巴布韦华商会，紧随该国2013年实现大城市架设光缆而开通“津巴布韦华人网”，立足于扮演中国和津巴布韦彼此之间传递信息、同时“讲好华商的故事”，已经成为互利互助、凝聚新老华人、同时及时向国内传递津巴布韦第一线资讯的重要平台。因为远在传统媒体辐射之外，心灵和现实的需求都推动他们自发地创建自己的媒体平台，因而利用移动手机客户端开设微信平台，近两年也成为另一种最新鲜的华人媒体形式，常态化发挥着将“津巴布韦国内和有关中津巴布韦互动合作”的故事第一时间传递到国内的作用。同样，在其他国家，不论是网络发达与否，华人社区自发组织比较高品质的新闻性质加上交流作用的平台，比比皆是。例如南非的《南非侨网》，在沟通南北、国际组织麇集的肯尼亚的“黑摄会”(现在更名为波布非洲)，国别性的如博茨瓦纳华人网、加纳华人网、尼日利亚华人网，也有泛非性质的非洲华侨网等，都是每日定时提供覆盖该国或者地区、或者整个大陆新闻大东非地区。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回来的非洲时讯，对于国内缺少调研机会的政商学界，都贡献良多，他们的作用正如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设计“和平队”时候的第三目标，这些和平队员通过深入对象国社会，不但传播美国影响力、灌输美国价值观，还有第三个目标，即把当地知识带回到美国来。社交平台的出现，显然是的中国这些自发走出去的国民，尽管不是任何政府意义上的外交队伍，但是发挥着先锋作用，将更为真实的非洲知识带回到中国来。
在南非这个吸引华人最多的非洲国家里，历来被称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文报纸一应俱全，甚至堪称百花齐放：不仅商会组织从原来的同乡会在向更为多元的“大中华”冠名下的方向发展，既便利华人跨非洲国家间、甚至与非洲以外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与认同，也方便建立一个良性的集体，用互相监督和团结向上的精神鼓励和督促华人社会成长为一个健康的社团，保持与国内各界(特别是侨办)的联系，而且作为一个群体共同向南非方面展示华人的形象、争取合法的权益。具体的具有外交性质的活动有：针对进入南非华人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从而带入很多负面问题的状况，加之南非社会本身转型时期的特殊安全问题，创造性地成立了警民合作中心，即华人社区自己提供专人、办公场地和经费，与南非警察局保持密切合作，剔除作奸犯科的华人坏分子，也协助南非警察调查解决针对华人的案件---如今这一中心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特别是财力上的支持，使得该中心可以雇佣专业人士来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再如，通过组织体育赛事、女性企业家合作交流、专业文艺演出、与执政党直接合作展开中-南论坛等更加专业、更加深入的人文交流活动，意在代表中华民族主动向南非社会展示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从而改善和提升南非社会认知的整体华人形象。
当然，必须指出，即便像南非这样华人社团组织相对发达的国家，很难说有多少华人华侨能主动自觉地将个人的发展与背后的祖国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保持自觉，而且警醒自己正是中国国家形象在南非公众中间的日常展现;至于社团组织的出现，经常表现为各立山头、各自为政，客观上这些同乡会基础上的商会组织、或者冠名为“大中华”的商会组织，客观可能具有的承担民间外交的作用，但商会彼此之间往往更像是“诸侯根据”，存在很多的竞争，既争夺中国政府的支持，也竞争南非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青睐，很多负面的影响、甚至贪污腐败、勾心斗角的行为难免出现，与民间外交的本意背道而驰。
(三)大国青年亮相非洲——在南方国家帮助“中国走出去”
2010年，中国继成功举办中非峰会和2008年的奥运会后，又成功地在上海举办了世博会——大国的姿态渐渐显现。当年，在从西非小国利比里亚经停加纳、又在埃塞俄比亚的转机的途中，笔者第一次遇见不是通过中国官方的志愿者渠道前往非洲国家服务的中国大学生——那是一个邮电大学大二的女生，自付机票，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AIESEC)，孤身一人在加纳城郊的中学生活了3个月，教授计算机使用的知识。此后笔者了解到，该组织每年会送一大批自费国际旅费的中国学生送到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去成长历练，所谓“更大的世界、更好的自己”。
自2005年第一批中国青年志愿者走进埃塞俄比亚开始，至2011年底笔者调研该项目的绩效的时候，有364名青年志愿者奔赴非洲各国。此后，中国海外青年志愿者的总数维持在500人的状态，没有太明显的增加。相比于美国和日本每年派出一年1千人左右的规模，中国的人数无疑增长缓慢。相关的几个官方机构对此给出的解释都是说，中国这一代的独生子女，不愿意去吃苦。然而，如果这个“不愿意”是事实，就难以理解在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们，为什么对于AIESEC项目趋之如骛?笔者自己的学生在在喀麦隆乡村3个月给当地人讲授公共卫生防护知识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非洲。中国的青年，准备好做大国的青年了吗?他们有多关心遥远的非洲大陆上的人们，有多少决心和毅力在那里历练自己、担当大国青年的责任?AIESEC项目，在中国2002年开始迄今已经支持了1万名中国同学到非洲等南方国家当志愿者，显示我们的青年人完全不缺乏志愿者精神，他们与中国政府的战略意图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志愿走出国门，但在当地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常常要向当地介绍中国、传播中国文化，自觉不自觉已经在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
实际上，在非洲已经出现了一批中国的青年人，他们或服务于中国国家体制(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CHINA DAILY等媒体，抑或一些大公司的驻外项目)，或者在体制之外另辟一片天空，成立社交媒体平台公正报道非洲，也组建基金会、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企业，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向中国企业传播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帮助中国企业融入非洲、从而推动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等等。2014年几个勇敢地走进肯尼亚的中国青年， 创建了“中南屋(China House)”，搭起一个推动中国在非洲投资可持续发展的平台。这些年轻的梦想家，多数曾经离开中国负笈求学于海外，驱动力是此前的求学过程中遭遇到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指责，特别是在近年来进入南方国家的过程中被不断赋予的“新殖民主义”指称;同时，他们有感于中国人在非洲虽然早就“走出去”，却远远没有“走进去”——只在自己的小组织范围内活动，缺乏了解、融入当地的热情和能力，不善与当地媒体、NGO、社区民众沟通，很难把自身的发展与当地的发展真正可持续地结合起来。这些青年力图通过自身努力，在非洲国家中传播中国的正能量——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南屋已经吸引了很多中国青年来实习、体验，甚至由此起航，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难能可贵的是，中南屋是集居住空间和公共空间于一体的场所，通过举办“中国走出去”主题相关的活动，如主题分享会、座谈会、与国内青年团体、NGO组织策划和举办动物保护、文化交流项目既带动中国人了解非洲、走进非洲，也成为中非民间外交的桥梁，假设了与非洲社会各阶层的信任，推动了务实合作。
在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国家能够保护之外，我们的公民社会实际还没有走出去——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在成长之中。而从商业发展的经验来讲，社会文化角度的支撑，是商业阶层成长的必需条件，这是目前中国在非洲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商业在不同的国家成长起来，那里是必须有这个中间阶层的。这些具有良好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新一代中国青年，正在扮演这个中间阶层的作用——也许起点是追逐个人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但因为目标是国家的长远需求，从而使国家光荣与个人的梦想完美结合，他们堪称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大国青年”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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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ofie Geerts, Namhla Xinwa and Deon Rossouw, Africans’ Perceptions of Chinese Business in Africa，Geneva: Globethics.net/Hatfield: Ethics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2014.
[2]然而，但如果追问这个在非洲的新华人华侨数字是否准确、数据到底从何而来，没有人讲个究竟。目前比较可信的来自中国方面的数据是，根据进入非洲各国的中国工程承包项目外派人员的累加，约有50-60万人次。当然这个数字也很难说是准确的，毕竟不能体现人员的流动和居留在非洲人员的数目。另外，也有人通过非洲各国移民局签发的签证数量累计，来估算入境人数，这当然存在同样的问题。总之，所谓“百万在非华人”的说法，多少存在这夸张的色彩，早在2008年就已经开始被西方学者和记者公开使用，推测“中国在非存在”的大小。
[3]2013年7月28日，达累斯萨拉姆，采访汪路生先生。
[4]例如，有中国学者解释当时与非洲国家偏重文化交往，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参差不齐，派出地方文艺团体避免了这一矛盾;另有西方学者认为，倚重地方文化团体的目的在于，“宣扬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树立中国政府的形象，特别是在敏感的西藏和新疆问题上”，参见Werner Meissner,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69, 2002.
[5]如卢旺达菲纳银行、非洲跨国资源集团(T ransA frica Resources Group)、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斯威士兰分公司(KPMG Swaziland)。
[6] 谢夫隆公司( Chevron Nigeria)、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 Oil Company)、可口可乐公司等。
来源：《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