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非洲留学生联谊会主办的中非教育合作研讨会

我在北京大学教了18年书，结识了不少国际学生，其中很多是非洲学生。

有一天，一位非洲女学生来到我办公室自我介绍说，她叫露西（Lucy Njeri Manegene），来自肯尼亚，在国际政治系读书，正在写有关中国与东非关系的硕士论文，题目为“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s East Africa: A Special Study on Kenya and Tanzania (1963-1990)”(中国对东非的外交政策：以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为例,1963-1990年），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向她介绍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有关中非关系的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发现露西是一位热情善良的姑娘，学习也很认真。

露西回国后在肯尼亚外交部找到了工作。2008年，德国的伯尔基金会组织十位中国学者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参加“中非公民对话会议”，非洲方面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我是中方学者之一。会间有一场活动，让与会者和肯尼亚外交部的官员对话。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露西。她已经不是那位腼腆的女大学生了，而是一位成熟而自信的外交官。她后来被调到肯尼亚驻美国使领馆工作。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曾办过一个“第三世界外交官班”，学员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而尤以非洲学生居多，老师用英文授课。我给这个班多次开过“中国与非洲关系”这门课，指导过一些非洲学生的硕士论文。其中有一位马达加斯加的学生在课堂上的一次发言给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我谈到中国对非援助问题。他认为中国给非洲的援助有时不到位，他举例说，中国政府曾向马达加斯加援助过一批汽车，但放在车库里不能用。因为，在马达加斯加，只有很有钱的人才用汽油，一般车子只能用柴油，而中国政府援助的汽车要用汽油，因此没人用。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能想当然，必须了解非洲国家的国情。这个班毕业的Mapulumo Lisebo Mosisili女士目前任莱索托劳工就业部书记长，Manitra女士在马达加斯加外交部工作，并被派到驻中国大使馆工作。

2008年春季学期，一位阿拉伯女生来到我办公室。她能用一口流利的汉语着实让我吃惊。她叫伊美娜（Imen Belhadj），是来自突尼斯的留学生。早年在突尼斯学过汉语，因为在“汉语桥”比赛中夺得第一名，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伊美娜完成硕士学位后即开始在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一篇关于突尼斯妇女的论文中，她指出，突尼斯的妇女在当代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是其他非洲国家和中东国家的妇女所不能比拟的。她参与了学校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担任北京大学非洲学生联谊会秘书长，积极促进北京大学的非洲留学生与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各种讲座；参与留学海外的非洲高智力青年人才组织的活动；担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位伯语系的阿语教学工作。去年，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与北欧非洲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伊美娜于2012年4月到北欧非洲研究所进行了三个月的访学。她在那里不仅为她拟定的题为“中国与马格里布关系研究”的博士论文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还进行了一场讲座，受到该所学者的好评。

龙刚（Antoine Roger Lokongo）是位来自刚果（金）的学生。2008年，他通过电邮给我写信，介绍了自己。他的家乡在刚果金，小时候被教士带到伦敦。他在伦敦呆了十多年，又当了9年记者。

龙刚对他选择来中国学习的决定非常满意，也有一种使不完的劲。他与中国学生商量后，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龙刚”，意为致力于中国与刚果的友谊。

2011年，龙刚进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阶段的学习。他曾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选举在非洲是不够的？——南非、利比亚和科特迪瓦案例分析”的文章，通过三个国家的个案分析了民主和选举在非洲的遭遇。他指出，“西方国家向非洲国家推广民主，但同时又在破坏非洲的民主，将民主收回。”“非洲民选政府必须向西方国家‘购买’另一种合法性，无论是掌权的政府还是在野的反对派，都必须照顾西方的战略利益。否则，这些政府将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其中包括暗杀、西方诱致的内战、叛乱或者被邻国入侵和占领等等。”这篇英文文章在非洲的网站“潘巴祖卡（PAMBAZUKA）”发表后，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李杉是摩洛哥学生，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硕士学位后又继续博士生学习，他曾在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上发言，对中非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广泛注意。

2009年秋季，一位黑人女孩走进我办公室。她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名叫雷·菲利普斯（Ré Phillips）。她来找我指导她做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她是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希望就杜波伊斯和中非关系撰写毕业论文。杜波伊斯（William E.B.Du Bois,1868-1963）是加纳籍美国黑人领袖和泛非运动的领导人，曾三次访华，与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政府领导人结下了友好关系。她跟我谈了自己决定写这篇论文的经历。她曾满怀信心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找当年已卸任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教授，当赖斯教授得知她要写中非关系时，就劝她改写中美关系。然而，雷·菲利普斯坚持要写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赖斯教授又建议她写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料这位非洲裔女生执意要写中非关系，赖斯教授只好作罢，说她没能力指导。后来，雷·菲利普斯来到中国。她选修了我和王锁劳博士为北大/伦敦经济学院（PKU/LSE）双硕士项目合开的“中国-非洲与中国-中东关系”课程的非洲部分，并撰写了“从杜波依斯看当代非洲-中国关系”的学期论文。有意思的是，由于雷·菲利普斯觉得上这门课收益很大，回斯坦福大学后向学校反映，从而使我和王锁劳开设的这门课列为该校的课程。

这些年来，由于中非关系不断升温，对中非关系感兴趣的学生也不断增多。我指导的外国研究生多是选择了中非关系的论文题目。一位挪威学生林颖欣写中国与挪威援助制度的比较，一位德国学生周德凯（David Brenner）写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一位意大利学生写中国的中小企业投资非洲的情况。从与这些学生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国外的青年学生对中国问题的兴趣倍增。这些外国学生对中国不甚了解。特别是非洲学生，他们怀着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好奇和对非洲美好前景的憧憬来到中国。他们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建构者，也是求知欲强的年轻人，更是将来真正理解中国、促进中外友好关系的生力军。与他们的接触是引导，更是平等的交流。

（李安山：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今日中国》法文版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