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田野调查

侨乡的变迁:一条南方通道的历史考察——“泉州—福清”双城调研实录

2026-11-21
侨乡的变迁:一条南方通道的历史考察——“泉州—福清”双城调研实录


引入

人口迁移是人口在不同地理空间之间改变居住地并实现重新分布的社会过程。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移民通过汇款、贸易与投资等经济活动,亲缘纽带与社团网络等社会关系,以及文化传播、教育交流和制度性互动,持续连接迁出地与迁入地。与此同时,海外移民及其跨国网络所推动的资本、商品、信息与文化流动,持续塑造原乡的产业结构、社会关系与文化形态。由此,移民不仅是跨国社会网络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迁出地与迁入地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因此,理解国际移民,不仅需要考察人口流动的动因、方向与模式,还需要关注跨国迁移网络的形成与延续,以及其如何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转化为地方发展的资源。

福建枕山襟海,因海而兴。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悠久的海洋贸易传统,推动福建逐渐形成绵延数百年的海外迁移传统,并在长期的人口流动与跨国交往中发展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侨乡社会。从古代海上贸易到近现代海外移民,福建与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地区形成了长期而密切的联系。进入全球化时代,历史积淀的侨乡资源与海外联系进一步延伸至产业投资、教育合作等领域,呈现出新的发展形态。福建由此成为观察历史移民网络的延续及其对当代地方社会转型影响的重要窗口。

2026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师生作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中国与全球人口迁徙》课程调研团成员,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课程授课教师刘海方老师的带领下,前往福建福清与泉州开展实地调研。我们希望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考察福建与世界的联系:其一,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我们着眼于“从地方走向世界”,考察福建人如何投身区域海洋贸易,如何进行跨文化交往,以及这一开放传统如何在当代产业发展与教育国际交流中延续。其二,在全国著名侨乡福清,我们则着眼于“从海外回望原乡”,考察宗族商业网络与侨乡文化如何维系海外移民与原乡之间的联系,以及历史形成的侨乡网络如何在当代招商引资与跨境贸易中实现延续与转化。

调研前,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杰伟教授,为我们作题为 Between Mountains and Sea的专题讲座。吴教授从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特征出发,梳理福建人如何在山川地理条件的约束下,借助海洋贸易与跨国迁移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并介绍航海传统、海外商业活动、宗族网络及民间信仰在福建移民历史中的作用。讲座为我们理解福建海外移民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重要背景。


一、古桥、古寺与古街:福建海洋文明的历史印记


自古以来,福建沿海居民便依托山海之间的交通与港口网络,开展跨区域贸易和海上交往,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开放性与交流性的海洋文明。泉州的洛阳桥与清净寺,福清的利桥古街,虽分布于不同的历史空间,却共同构成了福建沿海社会长期以来与海洋相连的历史文化图景。这些古街、古桥与古寺,见证了商贸活动的繁盛、交通网络的形成与不同文化的交汇,也为我们理解福建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与海外联系提供了具体而鲜活的线索。

我们访古的第一站是福清市的利桥古街。利桥古街位于福清母亲河龙江中段,上承石竹山,下通千年海口古镇,自古便是福清城关的交通与商贸枢纽。古街旁的龙首桥连接龙江两岸,不远处的瑞云塔矗立江畔,桥下利桥港曾是县城货物集散之地:出海货物在此集散,转运海口港,再由大船运往海外。沿着龙江水系,地方商贸与海上航运相互衔接,利桥也由此成为福清人走向海洋、参与海外贸易的重要节点。水路交通不仅推动了地方商贸的发展,也为福清与外部世界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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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方老师介绍利桥古街的历史


古街上的黄阁重纶牌坊为纪念叶向高而建,这位明代福清籍名臣曾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开展“三山论学”,参与中西思想交流;同邑的隐元禅师则于17世纪东渡日本,创立日本黄檗宗。两人一西一东,恰是福清地方人物参与跨文化交流的例证。历史人物的足迹之外,普通民众的迁徙也让故乡的文化、信仰和习俗随着海上航路走向更远的地方。利桥桥头的天后宫香火鼎盛,门楼巍峨,是当地民间信仰的重要场所。宫中供奉的妈祖,其信仰兴起于福建莆田湄洲岛,兴盛于福建沿海各地,与航海活动、海上安全和沿海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随着福建人不断向海外迁徙,妈祖信仰也逐渐传播至东南亚等地,并在移民社群中延续。对远离故乡的移民而言,熟悉的神明与祭祀仪式承载着乡土记忆,也为华人社群维系文化认同与社会联系提供了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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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瑜老师介绍隐元禅师以及中国古代茶道


从福清的利桥到泉州的洛阳桥,桥梁建筑连接着江河两岸,承载着人口迁徙与地方发展的历史记忆。夕阳西下时,我们伫立于千年古桥之上,看江面舟影绰绰,鹭鸟掠过红树林,两岸错落的闽南建筑映照在余晖之中。根据介绍,泉州洛阳桥始建于北宋,横跨洛阳江入海口,原名万安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之一。西晋末年,中原士族与民众南迁福建,河洛移民将故乡的地名与文化记忆带入闽地,“洛阳”之名也由此承载着移民对故土的历史记忆。洛阳桥的修建与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彼时洛阳江水阔流急,潮汐风浪频繁,万安渡作为连接两岸的重要渡口,长期面临交通险阻。渡口风浪险恶,舟船遇难时有发生,往来商旅深受其困。为改善交通、保障行旅安全,北宋时期地方官员与民间力量共同推动石桥建设,最终由时任泉州知州的蔡襄主持募资督工完成。洛阳桥建成后,原本依赖舟渡的江海通道得以贯通,为区域交通和商贸往来提供了重要保障。如今,石梁、桥墩与历代修缮留下的痕迹,仍记录着古代桥梁营造技术与地方交通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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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洛阳桥并合影


泉州的另一处古迹,清净寺,则将我们的视线引向海洋贸易中的文化交往。宋元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商人来到泉州经商、定居,逐渐形成具有自身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传统的社群。清净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遗存。寺院主体建筑采用西亚伊斯兰建筑风格,在门楼藻井、尖拱支撑构件等细部融入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成为不同文化在泉州相遇的建筑印记。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朱棣为安抚蕃商颁布敕谕,要求地方官员和军民保护伊斯兰教寺院及穆斯林群体。清净寺周边的涂门街同样保存着多元文化交汇的历史痕迹。关岳庙与清净寺相邻而立,府文庙等亦坐落于同一街区,传统民间信仰、儒家文化与伊斯兰宗教文化长期共存,形成了泉州独特的文化景观,也共同记录了海外商人定居泉州、不同宗教社群在地方社会中延续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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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净寺实景


二、侨乡的生成:乡土纽带支撑近代南向移民

为了寻找更多发展机会,或由于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或由于战乱与政策变动,或由于海外劳动力需求与家族移民网络的牵引,一部分福建人从乡村离开,成为海外移民;而这些福建海外移民与原乡之间持续的人员往来、资金流动、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又反过来深刻塑造了原乡,使福建沿海许多地方逐渐形成侨乡,福清便是典型案例之一。我们在福清的实地考察中,深刻感受到华侨与故乡之间跨越海洋、历久弥新的联系。

福清与海外世界的联系由来已久,人口迁徙、海上贸易与跨地域交往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当地绵延数百年的海外联系网络。这一联系既源于沿海社会的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也受到战乱、政策变动、海外劳动力需求以及家族移民网络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宋元时期,福清人已参与海上贸易;明代,福清沿海的造船航海基础与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相关联——郑和船队启航前多次驻泊于邻近的长乐太平港,福清等地为船队修造与人才集纳提供了区域条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战乱、苛政与殖民劳工招募等多重因素驱动,越来越多福清居民远赴南洋谋生,其中不乏被“卖猪仔”的契约劳工。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移民与侨商又通过投资、教育和公益事业持续参与原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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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人员介绍福清古代的城市还原图


在众多展品中,一块陈列于“清代出国史”板块的清代“奉旨迁界”石碑引发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据介绍,这是福清市发现的唯一一块迁界碑。碑文以“奉旨迁界”四字,记录了顺治十八年清政府为防止沿海居民接济郑成功势力,下令沿海居民内迁的政策。迁界令通过禁海与强制内迁,打破了沿海居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其生计空间,也使人口不得不在国家权力的约束下重新寻找生存与流动的路径。在官方厉行海禁、封锁沿海交通的背景下,部分居民随郑氏势力迁往台湾,另一些人则可能通过非正式或非法渠道出洋谋生。由此,原本旨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国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沿海居民的迁移选择。这块石碑不仅是清代海禁与迁界政策的历史物证,也让我们看到,福建沿海人口的海外迁徙并非始终出于主动选择,其背后同样交织着国家权力、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存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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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旨迁界”石碑


此外,数十件从民国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的侨批也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侨批通常以书信与汇款合封的“银信合一”形式寄送,既是海外华侨维持家庭生计的重要渠道,也是跨越海洋传递消息、情感与责任的纽带。近期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同样以侨批为线索,呈现了下南洋的海外华侨与故乡亲人之间的牵挂与羁绊。影片中的故事,在博物馆里一封封真实留存的侨批中有了历史的回响。而在这些侨批背后,还有一段与福清地方社会密切相关的特殊历史。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受部分海外国家政策限制,一些华侨难以直接向国内亲属汇款。为保障侨汇顺利抵达家乡,中国银行福清分行曾启用“林华融先生”这一专用侨汇代号。这个看似人名的代号,实际上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信任:“林”是福清第一大姓,象征血脉相连的宗族认同;“华”寓中华,寄托对祖国的归属;“融”则指向福清。对漂泊海外的乡亲而言,“寄给林华融,就是寄回福清”。一个特殊的代号,由此成为连接海外与故乡的纽带,也折射出侨乡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维系跨国联系的一种特殊方式。侨批的意义远不止于汇款,信件中关于贴补家用、起厝买田的记述,展现了海外移民对家庭生活的持续承担;有关子女教育、乡村建设与家乡事务的内容,则反映出海外移民如何通过书信与汇款参与故乡社会的发展。侨批由此成为观察移民家庭关系、侨乡社会变迁与跨国联系的重要史料。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让我们得以从家庭与个人的视角,理解近代以来福清人口迁移的社会基础,以及海外移民如何通过持续的经济与情感投入参与原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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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讲解人员介绍侨批


调研期间,我们还登上了福清石竹山,了解当地延续至今的祈梦传统。祈梦文化承载着对平安、财富、家庭团聚与未来生活的期盼深深植根于福清人的日常生活,也随着人口迁移延伸至海外。蔡道行、林绍良、韩国龙等老一辈成功华侨的祈梦经历,在海外福清籍华侨群体中广为流传,并对新一代移民产生了影响。一些年轻华侨在出国经商、谋求发展的前夕,仍会前往石竹山膜拜或祈梦;待在海外取得事业成就后,又回到故乡还愿圆梦。这种从出洋前的祈愿到海外奋斗、再到归乡圆梦的文化实践,使石竹山成为连接海外生活与原乡记忆的重要精神纽带。


三、海外华商与华商网络:一个福建人的跨国成长轨迹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宋元海丝通道奠定了跨境流动的基础,近代大规模南向移民最终在南洋孕育出成熟的华商群体与跨境商业网络。海外华商泛指移居海外、从事商贸活动的华人。华人跟随海上航线赴南洋经商的记载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但群体规模真正壮大是在明清时期。晚清至民国,大量闽南、粤东民众持续南下东南亚。早期移民中不少人属于契约劳工,在底层艰难谋生;还有一部分自由移民从小商贩做起,在漫长的在地生活中逐步积累资本,成长为华商。支撑这一群体运转的,就是华商网络。华商网络是一套非正式的社会联结体系,将分散的华商串联起来,其核心纽带包含同乡社群(福清、晋江等同乡会)、宗族血缘、方言圈层、民间信仰、行业行会、跨地域婚盟等。这套网络一头扎根迁入地本土社会,一头持续对接故土侨乡,推动资本、市场信息与人员的双向流动,是近代南南民间交往最重要的信任载体。其中,福清侨领林绍良的成长轨迹,最能体现南南移民从底层流动最终生长为跨国资本力量的完整过程。

11月1日,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林绍良陈列馆。林绍良是福建福清海口牛宅村人,1938年为躲避战略只身渡海前往印度尼西亚古突投奔亲人,从学徒、沿街商贩起步。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期间,他冒险为独立力量转运物资,由此建立人脉,成功拿下丁香贸易渠道,成功积累了资金。之后他与三兄弟创办三林集团,并在苏哈托执政时期,逐渐切入到面粉、水泥、金融、食品、汽车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巅峰时期旗下有600余家企业,遍及东南亚、香港、澳洲等地。林绍良的产业始终维系着双向的纽带,在印尼本土,推动公益,协助华人入籍,嵌入当地社会,而在家乡福清,持续捐赠资金,推动了学校、道路、医院等建设,并带动了大批的融侨商人回乡投资,推动侨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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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林绍良陈列馆


福清元洪投资区就是在以他为代表的华商支持下,成功建立起来的。1991 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带领考察组访问印度尼西亚,专程拜访了林绍良。当时,林绍良等海外乡亲已长期为家乡捐资捐物。习近平在交谈中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林先生给困难乡亲寄回的米面油,好比是“鸡蛋”;但更希望林先生与政府合作,再送一只“鸡”,教乡亲们懂得“养母鸡生蛋”。这次动员促成了实质性合作。林氏集团随后与福清市政府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元洪投资区。1992 年 5 月,元洪投资区获批,成为全国最早的“侨办”开发区之一,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外商土地成片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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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向余馆长赠送北大礼物


林绍良最初没有资本、没有资源,唯一依靠的就是福清同乡、宗族、侨乡人际网络。可以说,他是近代无数南南移民中的普通一员。但正是这一代又一代、大规模的南方人口南向流动,为南洋培育出庞大的华商基础群体,也为后续商业崛起提供了人力、信任与信息土壤。而这些深度嵌入东南亚以及侨乡社会的华商,他们搭建的商业体系既是华人同乡网络的延伸,也是连接中国侨乡与东南亚国家的中间桥梁。


四、从“人的迁徙”到“多维联结”:侨乡遗产的当代转型

进入现代,我们会发现,推动双方交流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南南人口流动正在彻底转型。大规模劳动力移民时代落幕,但百年侨乡沉淀的南向网络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全方位的结构性转型:从过去“人的迁徙”,转变为今天产业、技术、教育、文化、人才多维并行的新型南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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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森地客集团并座谈交流


在这次产业调研中,我们拜访了森地客和中印双园。森地客,创建于2005年福建泉州, 是侨乡本土成长起来的跨国运动装备集团,主营骑行服、锁鞋与户外服饰,兼具自主品牌研发与外贸代工业务,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与地区 。它是国内骑行鞋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也是首个登上环法自行车赛的中国骑行装备品牌 。面对贸易格局变化,森地客主动推进供应链外迁,先后在孟加拉国、柬埔寨建设大型生产基地,把大批量成衣制造环节转移到南方发展中国家;国内泉州基地保留研发、设计、高端小单生产,形成“研发留在侨乡、产能布局南方”的分工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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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中印尼“两国双园”展厅


中印尼“两国双园”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与森地客的民间自主运营不同,双园是由中国和印尼政府高层推动的,双向互设立园区的制度化产能合作的代表,中方载体是福清元洪投资区,也就是国内最早的侨资开发区。印尼一方采用“一园多区”,包含民丹、阿维尔那、巴塘工业园 。构想在 2018–2019 年提出,2023 年 1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印尼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纳入“一带一路”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对接框架 。中方园区主导产业是以粮油食品为核心,配套纺织化纤、轻工机械、能源精化;热带农业、海洋渔业、绿色材料、纺织制造,宏港纺织就是典型落地企业。印尼输出原料、初级加工与本地市场;福建这边承接精深加工、研发、贸易集散,同时把技术、资本、制造能力反向输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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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园区代表企业宏港纺织集团合影留念


森地客代表市场自发、民间驱动的供应链出海;两国双园,则是把延续数百年的民间侨民、华商网络,升级为国家层面制度化的南南合作机制。而如果将整条网络串联起来:我们会发现——从前是福清人自发渡海南下,依靠同乡、侨批、信仰维系跨洋联系;之后诞生林绍良这类侨领,依托私人政商网络搭建跨国资本;而两国双园,把分散的人脉、商业机会,固化成稳定、可复制的产业合作框架。侨乡不再只是人口流出地,而是成为产业、人才、技术的交流和交往的枢纽。

在聚焦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关注到了侨乡的教育发展,10月31日,我们参访了黎明职业大学和华侨大学。泉州、福清等有着十分发达的生产制造体系,成为多方前往寻求机会的地方,为了培育更多适应当地需求的高端技术人才,黎明职业大学由此成立,它欢迎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来自国外的人才,接受了大概60多名外国学生。学校学习三年,第一年基础知识学习,第二年基于学习专业,会进行具体的知识深入学习以及实操,第三年,则在与学校合作的企业进行实习,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机会在毕业进入相关合作企业中。作为一所职业大学,学校紧密对接泉州当地的产业集群。在我们参访的智能制造工程学院中,学院形成了多条与企业合作的生产线,学生可以深度参与到各种实践实操中;在文化传播学院中,在教授传统的摄影技术的同时,学校积极纳入AI、VR等新的视觉艺术,帮助学生适应新时代对于文化传播从业者的要求。在黎明职业大学的参访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产业人才培养的努力;也感受到了人才回流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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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黎明职业大学智能制造工程学院的产教融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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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黎明职业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感受新技术在媒体的运用


华侨大学则肩负着更加复杂的使命,1960年成立,明确“面对海外,面对港澳台”,将“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作为宗旨,以教育、学术、华文教育为纽带,持续培育熟悉东南亚、南方沿线国家的研究者与从业者,整理、阐释数百年来侨乡与南洋交往的历史,把民间沉淀的跨境经验转化为学术话语。当人口大规模迁徙的时代落幕,侨校承担起知识传递的功能,把历史上民间自发的南南交往经验,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学术对话与人才流动,构成当代南南联结的知识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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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华侨大学校史馆


产业园区、制造企业、侨校高校,共同搭建起制度化的南南联结载体。但这条漫长的南向遗产,最终如何被讲述、被传承、被赋予新的意义,依然离不开不同位置上的人的选择。不同身份的行动者,带着各自的立场与关切进入同一段历史,生产出不一样的叙事,共同丰富、重构这段南方交往的故事。

华侨大学曾怡老师在交流中提醒我们:古迹、街巷、民俗这些遗产载体,最终都要落脚于人,落脚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本土居民而言,认可、守护这些历史,不只是单纯保护文物,更是守护属于自己社群的生命记忆。遗产本身也是一种可活化的资源,它和这片土地的跨国社会网络紧密相连;守住遗产,就是守住和海外侨裔之间的联结,守住跨越国界的文化共鸣。泉州 300 多处各级文化、历史遗产,并没有封存于博物馆之中,而是鲜活嵌入当地人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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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怡老师讲座


既然已经落实到人,那么我们需要关注另一个问题,以往我们讲述的更多是背井离乡的故事,但是现在随着国内国外局势的变迁,“回归”或是“留守”的故事开始上演。我们已经知道,福建人为什么会离开,那么福建人又为何回归或是留守呢?通过这次考察可以知道,这是源于福建自身的吸引力:欣欣向荣的制造业已经可以容纳足够多的劳动力;蓬勃发展、顺应时代的教育事业也足以满足更全面的个人成长的需求;充满生命力的侨乡文化则继续为喷薄的情感提供可安放的空间。因此,福建人的选择也在发生改变:以往不得不背井离乡维持生计,而如今,无论是为了追逐发展机遇,还是满足挂念故土的情感,抑或是寻求学习、成长机会,都可以在当地得到满足,留守或是回归反而成为人们的优先选项。

作为这些“回归”人群中的一员,曾怡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曾怡老师是闽南人,也是家中的独生女,在重视宗族、血缘传承的闽南文化中,回乡成为她自然的选择。为此她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来到泉州,投身于泉州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她选择扎根闽南、回到侨乡,本质上是守住文化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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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两校师生合影


除此之外,还有华侨大学的“海丝泉州推荐官”这类青年创作者。他们来途多样,有福建本土的学生,有归国华侨后代,也有境外同学。他们用短视频、公益导览、线下分享的方式,用通俗鲜活的语言传播海丝与侨乡历史,通过沉浸式的学习与实践,也不断深化了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正如曾怡老师所说:“回归只是一个决定,但是变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则是一个更加漫长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过程。”无论是本土人还是回归者,抑或是外来者,要想成为泉州的一部分,都需要在这些日常的实践中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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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推荐官们给参访同学赠送工作室文创


五、他地的移民故事:一次对照与反思

我们作为外来学习者,来自祖国的天南海北,带着一个问题来到这里,通过对福建—南洋这条通道的演变历史的了解,回顾与反思自己经验,将福建放进中国乃至更广的人口迁徙图谱中对照,展示出他的独特性以及不同区域的共性,由此拼凑出更加完整的故事脉络。

在回顾他地的移民故事时,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与福建人联系密切的客家人,他们也经历了一段跨越山海的历史。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以中原汉人南迁为重要线索,梳理客家民系的源流与形成。客家先民历经长期迁徙,在赣南、 闽西、粤东不断融合、繁衍,最终形成独特的方言、宗族与文化认同。与福建沿 海依托海洋贸易和侨乡网络向外延伸不同,客家文化更多是在山地迁徙、聚族而 居与地方社会互动中延续下来。福建本地人与这些南下的客家人曾有过一段冲突的历史,这段历史折射出资源竞争与制度调节不足时,宗族网络所承担的防卫和互助功能,宗族的凝聚力最终帮助先民在迁徙中扎根。但是,血缘和乡土纽带并不足以支撑一个民系在现代社会持续发展,这也是少数走出去的客家人在世界各地扎根却面临着相似的处境。以澳门作为窗口:澳门客家身份往往隐于广府文化的社会环境之中,今天年轻一代的流动,使传统的宗族和地域纽带逐渐松动,并且出现“会听不会讲”和“不会听也不会讲”的乡音流失现象,这是客家和广府都面临的严峻问题。相较于福建侨乡已经形成的全球同乡网络和不可动摇的本土文化,帮助海外闽籍乡亲能够在异国扎根,也能够反哺故土,客家文化如何在跨地域、跨世代的流动中延续,仍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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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历史迁移路线,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从福建的海洋通道回望北方,“走西口”和“闯关东”为我们理解人口迁徙提供了另一重参照。明清以来,尤其清代,晋陕民众陆续经杀虎口等通道进入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垦种、佣工或经商。土地瘠薄、人地矛盾与灾荒构成外迁推力,口外的土地、用工需求和贸易机会则吸引人们北上。蒙旗王公与民众招佃收租、清廷为赈济和军粮供应鼓励耕种,使北向移民与边地土地开发紧密相连。与福建海外移民受中国出洋政策与迁入地政权双重影响不同,走西口主要发生于清朝疆域内部,随着定居人口增加,清廷在蒙旗之外逐步增设厅等行政机构并推广保甲制度,形成旗与厅县并存的治理格局。商贸形态上,福建依靠海运连接侨乡与南洋,旅蒙商则通过商号、分庄和驼队将茶叶布匹运入草原,再将牲畜、皮毛运销内地,部分商号兼营赊销和借贷,使农牧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换与信用往来相互交织。移民深刻改变了迁入地,村落与农田逐渐扩展,蒙汉交往日益密切;与福建侨乡延续至今的跨国联系相对照,走西口的历史积淀于北方的聚落、农牧格局与地方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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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虎口附近破败的关隘,来源:中国文化报


清末山东人闯关东是近代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国内移民潮,是清廷东北治理政策从“禁”转向“通”的结果。清初顺治年间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赴东北垦殖实边,康熙七年为保障八旗生计、封禁“龙兴之地”,废止招垦令,沿柳条边、山海关设卡稽查,此后近两百年山东民众赴东北多属非法私渡,“闯关”之名由此而来,移民规模有限,商贸多为民间小额区域往来。咸丰十年,沙俄侵吞东北边疆、华北灾荒频发、黄河铜瓦厢决口激化人地矛盾,清廷局部开放呼兰河平原放荒,封禁首次实质松动,官方介入荒地丈放与移民安置;光绪二十三年东北全面开禁,光绪末年出台《沿边招垦章程》,自上而下设立各级垦务局,在烟台等口岸专设机构接引移民,辅以三年免税、车船费用减免等激励,移民浪潮达到顶峰。与福建移民相比,山东闯关东移民以农业垦殖为根基,形成了“山东帮”行帮经营粮栈、货栈、钱庄,促进东北本土开发,商贸网络依附于东北市场。而福建移民以跨海南洋、渡台为主要方向,商贸依托远洋航线与侨批体系,形成跨国信汇与贸易网络,资本双向流动,兼具侨乡经济与海外商贸属性,并且官方介入护侨管侨较晚,清末才设立厦门保商局,长期以民间自发秩序为主导。

往西看,宁夏人的迁徙有着更加复杂因素的交织——历史动荡、生态环境与国家政策。在对一位来自宁夏西吉的同学采访中,我们发现他的家族记忆保留着祖辈从陕西避乱迁入的经历,村庄由不同家族相继迁入、逐渐定居而形成。沟壑地形与水源分布影响聚落布局,干旱缺水制约生计选择,人们因而继续外迁。从早期迁入到后来外迁,人口流动贯穿了村落的形成与变化,能够看到乡土社会本身也在持续的迁徙中被塑造。除此之外,这一过程还呈现出家族网络与国家政策互动以及家族与邻里关系如何让影响着人口外迁的次序:在生态移民实施以前,部分家族已经率先迁出,邻近家庭随后跟进;政策介入则进一步扩大了迁移规模。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公共设施改善与社会关系调整同时发生:居住条件的变化并不自动意味着原有共同生活的延续,亲友往来的空间成本增加,宗教活动场所与熟悉的社区联系需要重新建立。这提示我们,衡量搬迁带来的生活改善,既应关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也应考察原有社会支持能否延续、新的交往关系和地方归属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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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新居,来源:新华社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迁徙浪潮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打工潮”,贵州人是其中的主力军。贵州多山、人均耕地少,传统农业容纳劳动力有限,改革开放后沿海制造业迅猛发展提供大量岗位,推拉之间形成大规模劳务输出。1987年“300娘子军”南下广东开启先河,至21世纪初外出务工人数达数百万,常年约70%劳动力奔赴省外,分散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近些年增速放缓、部分回流,但外出寻机会仍是主流,人数稳定在600万左右,不过与福建人不同,他们并没有在当地扎根,而是候鸟般继续在两地之间迁徙。顺应改革开放前期沿海产业格局,他们最早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从事低附加值、重复性劳动,如今,高技术、创新型产业蓬勃发展,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困于低技能的劳作中。对贵州而言,大量人口流失也带来了发展的停滞,近些年贵州从“送出去”转向“引回来”并服务好,积极为人口回流创造条件;然而制造业发展不足,蓬勃兴起的大数据中心又与劳动力结构并不适配,仍缺乏足够吸引力。与福建已跃升为吸引国内外人才的重要目的地相比,“劳务输出型”这个迁徙遗产并未在当代成功转化,贵州人的未来在哪里,仍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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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结束返工的贵州人,来源:新华社


回望历史种种,我们发现,各地区迁移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历史动荡所迫,有的是国家政策所致,有的是外出谋生使然,也有生态灾害的推逼;迁徙的区域也有所区别,有内陆之间的迁徙、内陆向海洋的迁徙,也有跨越海洋的迁徙;移民身份也发生了不同的转化,有人成功扎根他乡、获得新身份,有人仍在多地流转、身份未定,也有人选择回归故土、寻回历史身份。但是安土重迁的中国人贯穿数百年、跨越国内外的流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它既是个体为摆脱命运而作出的选择,汇聚起来也是一部不屈从于现实、努力奋斗的历史。


六、结语:侨乡仍在流动中书写

在福清、泉州的两日,我们重走了侨乡的来时路。从利桥古街、洛阳桥、清净寺到石竹山、侨乡博物馆,我们看到了福建人如何扬帆奔赴海外,看到了连接海内外游子与家乡的纽带,也看到了本土社会生活的深刻变迁;而在林绍良陈列馆,我们则看到了一代代福建人的奋斗史,以及他们回归故土、回馈故乡的故事。历史的丰碑依然存留,侨乡却在人的不断流动中悄然变化。回到现实,蓬勃发展的多元产业、与时俱进的包容性教育以及仍保有生命力的侨乡文化,正在改变着福建人的选择——背井离乡,正转变为"回归"与"留守"。

这次调研能够顺利完成,离不开各方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帮助。首先,感谢刘海方老师的全程带队。刘老师始终以耐心细致的讲解,帮助我们把握调研的问题意识与观察线索,使这次考察不止于走马观花,而成为一次有方向、有积累的学习过程。同时感谢燕京学堂和非洲研究中心办公室的各位老师在后勤保障上的默默付出,行程衔接、食宿安排、材料准备等大量琐碎而关键的工作,为调研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支撑。其次,感谢福建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陈瑜老师一路的陪同与介绍。陈老师对当地情况熟悉,在参访过程中为我们补充了大量背景信息与人脉线索,许多原本不易理解的细节,正是在她的介绍中变得清晰可感。还要特别感谢各接待单位与师友的热情招待和无私分享:感谢华侨大学、黎明职业大学的师生,让我们得以近距离了解侨校的使命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感谢森地客集团、中印尼“两国双园”园区、宏港纺织集团的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使我们看到侨乡制造企业走向世界的真实路径;感谢泉州市政府和福清市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与招待;感谢林绍良陈列馆、福清侨乡博物馆的接待与讲述,让一代侨领的奋斗史与侨乡的百年变迁在我们面前鲜活起来。

通过这次调研,我们短暂地进入了侨乡生活之中,感受到了当地人真实且鲜活的生活场景,也真切体会到一条南方迁移通道如何在人的流动中被不断赓续与创新性重构。这些所见所感,为我们之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将成为我们继续追问与思考的起点。


供稿:麻晓簫,李芸洁,蒋飒茹,张水北,杨佳琪,张荣淦

摄影:李芸洁,麻晓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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