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之手总处于给予之手之下。——非洲谚语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无疑对战后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战后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主要有三大任务：致力于欧洲重建、监管国际金融变化和为发展提供援助。第一任务早已完成；监管世界金融变化的任务已由地区银行和国家银行主动承担；援助成了国际金融组织的唯一任务。然而，这并未使发展中国家向国际金融机构申请援助的手续变得容易，而过度干预（如国际金融组织对非洲强加的结构调整和西方国家在援助中附加的政治条件）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未能受益，反而受害。国际援助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四种结果：受援国对西方援助的质疑，新兴国家援助模式的出现，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的危机和国际学术界的反思，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运而生。金砖国家地域代表性强，占世界人口的42.6%，面积的29.6%，全球GDP的20%，控制着国际外汇储备的43%。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无疑将改变国际援助的格局。与此相呼应的是，非洲联盟已批准成立一个实收资本总额为230亿美元的非洲货币基金组织，总部位于喀麦隆首都雅温得。非洲货币基金组织将发挥政策监督者和货币清算中心的作用，并向成员国提供融资以帮助平衡收支。这些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新机制，将为发展提供更为方便和切合实际的援助。

从性质上看，国际援助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西方传统型援助，这在欧洲国家中较典型，包括三方面：殖民国家以促进殖民地发展的名义对殖民地进行投资开发，前宗主国或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出于救赎目的实施的慈善援助。这种援助有两个特点，发展中国家须遵循发达国家制定的发展模式（包括政治制度），发展中国家须满足一些条件，其主要目的是维持援助国的主导地位或自身利益。第二种为地缘政治型援助，即二战后为地缘政治争夺而实施的援助，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援助属于这一典型（有些西方国家的援助也时常带有这种倾向），这种援助的特点与前一种类型一样，即要求发展中国家遵循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并满足援助者制定的条件，其主要目的是为击败或孤立对手进行政治结盟。冷战时期苏联的援助既有国际主义的理想，也有地缘政治的成分。冷战结束后，其他目的（如经济利益、反恐等）日益突出。第三种是发展合作型援助，即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而提供的援助，这种援助的主要特点是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干涉他国内政和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合作双赢和共同发展。

为了增强对国际援助的认识，本文将对国际援助及其批判进行历史回顾，并对国际援助效益进行评析。[1]首先有必要对标题中的概念进行界定。除个别地方外，“国际援助”主要指发展合作研究中习以为常的说法——即自称可以代表国际援助体系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提供的发展援助。本文将集中讨论针对非洲国家的国际援助。

一、国际援助：西方的典型

国际援助有多种形式，包括捐款、优惠贷款和借款等；也有多种目的，如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或人道主义援助等。由于现代国际体系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每一个民族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与他国打交道也在情理之中，援助不失为一种有效工具。然而，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并未使非洲摆脱贫困，反而使这个丰饶的大陆越来越穷。对英、法、美三国援助的简要历史回顾可促使我们更客观地认识这一问题。

（一）英国的国际援助

早在殖民主义时期，英国为开发殖民地多次颁布法令，如1929年的“殖民开发法”，1940的“殖民地开发和福利法”以及1945年的“殖民地开发和福利法”。[2]1940年，经麦克唐纳提议，《殖民地开发和福利法案》在议会通过，决定每年将500万英镑用于殖民地今后十年的发展，同时每年将50万英镑用于殖民地问题研究。1945年，“殖民地开发和福利法”得以延续，金额增加到每年1200万英镑。这些法案的基本目的在于稳定殖民地人心，更好地利用殖民地资源。[3]战后独立浪潮虽使英国失去了大英帝国的疆域，但它仍然利用原宗主国地位加强对原殖民地的各种支配权，援助是重要手段之一。1964年海外发展部成立，英国开始较大规模援助非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64年到70年代以促进非洲经济发展为目标，主要进行技术援助，体现为大量的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项目,且94%的受援者为前殖民地。[4]80年代-90年代中期，英国响应世界银行和IMF的号召，大力推行“有条件援助”（即如果受援国不能履行承诺或援助资金被滥用，英国有权取消或暂停援助），捆绑援助（规定进口得到英国援助的国家，其进口商品和服务必原产自英国）也是此时期的特点。[5]捆绑援助规定广受批评，2001年被废除。90年代中期，英国援助政策发生变化，1997年成立国际发展部(DFID)，从关注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发展，从直接生产部门的经济技术援助转向社会领域援助。[6]2000年以来，英国对非援助依据2000年联合国首脑会议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进行，并确定“在贫穷国家消除贫困尤其是到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英国一直自认在国际援助上发挥着领导作用。尤其在推动发达国家援助非洲减贫和消减非洲债务、促进公平贸易等问题上比较积极。不管英国政府如何自我标榜，对英国援非历史的研究表明：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对英国国际援助政策起作用，但持续发挥影响的两个重要因素是英帝国的历史和保持对非贸易与投资的优势。[7]

（二）法国的国际援助

负责援助的法国开发署（AFD）的前身是戴高乐1941年流亡英国时建立的“自由法国中央基金”。中央基金在1958年前主要负责法国海外领地的经济事务。殖民地独立后，该基金更名为“经济合作中央基金”。1981-1989年，基金援助注重受援国的结构调整、生产部门和私有企业。1989-1992年，基金不再限于贷款和参股，开始向最贫困国家提供资助，并更名为“法国开发基金”。1992-1996年，开发基金改名为法国开发署，成为政府对外援助机构，主要起开发银行的作用，外交部负责引导其公共发展战略的制定，经济财政就业部负责财务的监督指导。前非洲殖民地一直是法国援助的重点，而法国许多重要矿产品及战略物资绝大部分从非洲进口。例如，法国100%的铀和钴、72%的锰、80%的铝矾土、52%的铬、35%的铁、25%的铅、20%的铜和石油、天然气都来自非洲。[8]卢旺达事件以后，非洲国家对法国表现出强烈不满，法国国内舆论要求改变对非政策，美国也加强对非渗透，挑战法国的传统优势。20世纪末，法国援非政策反映了其对非战略的变化：双方政治身份从“父子关系”变为“兄弟关系”，经济交往从援助关系变为伙伴关系，法国军事角色从“非洲宪兵”变为维和机制的倡导者。[9]1998年，法国首次确定“优先援助地区”，除了原37个“阵营国家”外，增加了很多中部和南部非洲的英语国家。[10]这是法国对全球形势变化的一种战略调整,法国希望以较小的代价来保持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11]新世纪以来，法国开发署增大在非洲的合作与援助力度，表现在三方面：对传统势力范围加强合作与援助；从传统势力范围扩展到非洲大陆；重视环保、社会发展和文化方面的合作。[12]然而，近年来，法国在西非法语国家的高调军事介入似乎表明其回归非洲的一种新干涉主义姿态。

（三）美国的国际援助

1947年“马歇尔计划”开始，该计划被看作国际援助的大手笔。然而，尽管计划对欧洲复兴有贡献，但其目的在于重建而非发展，它在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从未超过2%。[13]1949年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即《援助落后地区经济开发计划》启动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1953年，美国政府成立援外事务局；1961年颁布《对外援助法案》并成立国际发展署（USAID）。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成为国际发展署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14]早期援助主要关注拉美和亚洲，1963年，对非援助占美国国际援助的10%。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均减少了对非发展援助（不包括埃及）。80年代，美国与世行和IMF将援助作为促进非洲变革的重要手段，如1985年的“援助非洲经济政策改革计划”。里根政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援助每年保持16-20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它所要求的改革，效果并不理想。[15]为加强反苏同盟，美国不惜与一些“讨厌的国家”结盟。[16]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际援助有三个目的：遏制苏联、与欧洲竞争和倾销剩余农产品。[17]克林顿时期，非洲仍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90年代以来援非款平均每年只有11亿美元。1998年的克林顿非洲之行标志着美国对非政策的转变，体现为更重视对非贸易和投资，减少对非直接援助。[18]美国开始在非洲挑战法国的利益，双方争斗被学者称为“新冷战”。[19]2000年，美国推出“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 ，对多种非洲产品减免关税。至此，美对非政策由冷战时期重政治转向后冷战时期重经济的调整基本成型。[20]布什政府对非政策再次转变，9·11事件迫使美国从逐步脱离的做法转为积极干预政策，援助随之跟上。2003年布什总统访非，2004年设立“千年挑战账户”，负责对非援助。[21]然而，美国援助的附加条件是对非洲国家内政的干涉，往往使受援国难以接受。[22]奥巴马上台后通过援助加强在非洲的存在（特别是军事存在）。[23]他于2013年访问非洲后公布了一系列新举措，如电力非洲计划、区域投资协定及补充和更新贸易法律等。此外，海外私人投资公司通过贷款、担保和政治风险保险等方式支持在非洲高风险地区进行私人投资，国际开发署下属的发展信用局为小企业主和农场主提供信贷支持，千年挑战公司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政府优先战略和项目等措施将推进美非关系。2014年8月召开的美非峰会，提升了非洲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二、国际援助：质疑与批判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国际援助体系是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构建的。国际格局及其主要支柱如政治制度、经济秩序、意识形态等由发达国家主导或设计，发展道路也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一种要求所有人接受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要想走出困境，要想发展，只能靠发达国家的“帮助”，而这种“帮助”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援助。然而，作为受援者的发展中国家“几乎从来就不被视为拥有权利和具有义务的行为体”，“权力仍然掌握在强国手中，分配援助份额的权力，裁决优先目标的权力，以及决定所有合作形式和确定援助额度的权力”。[24]换言之，援助这样一件牵涉到施者和受者双方发展的神圣事业，却由几个强权者根据己方利益决定了。这就是目前在西方或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流行的方式和决策框架。正是在这一不平等的框架之下，援助的对象、条件、标准、方式、类别、等级都确定了，而所有这些都是由援助方决定。这种从援助者利益出发制定的援助模式从一开始就受到不少质疑。

（一）恩克鲁玛等老一辈的质疑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对国际援助体系的各种质疑和批评。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在《新殖民主义》一书中得出的结论发人深省。他将援助看作是殖民宗主国控制新独立国家的一种手段，他不仅批判了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援助”，并指责这种援助成为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他还指出，“这些就是最新采用的阻挠新兴国家真正发展的一些方法。这些就是新殖民主义的随身法宝，它表面上说是要提供援助和指导，骨子里却是以新老各种办法使有关的援助集团和它们所属的国家取得实惠。”[25]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非常明智地认为，外来援助是附有条件的，他将来自各方面的援助比喻为“装在一个瓶子里的不同瓦斯”，这些瓦斯不可避免地会最后爆炸。[26]

（二）巴兰的理论

保罗·巴兰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27]他直接将不发达国家发展缓慢的原因与发展援助挂上钩。在被称为战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及其他著述中，巴兰以“经济剩余”为中心概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经济剩余”是指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可划分为实际经济剩余（社会现有生产物和社会现有消费之间的差额）和潜在经济剩余（在一定自然环境和技术环境内借助可资利用的生产资源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可能的基本消费之间的差额）。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经济剩余通过贸易、投资与援助这三种方式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巴兰认为，传统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发展很快，根本原因是对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经济“援助”的增长作出解释。援助国政府需要大批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能为维护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及推动发展中国家融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提供理论上的合理性；他们的政策研究也可导致偿还援款的更大可能性。援助是外交和经济总政策的一部分，其中很大部分通过捆绑援助方式实施，这不仅满足了援助国的外交利益，还可资助援助国的低效率或衰落产业。捆绑援助方式不仅意味着生产商可以获得垄断性市场，也意味着不发达国家需付出比自由采购更贵的价钱。更严重的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将援助和不发达国家出现的大量债务相联系，从而可以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政策实行长期控制。“发展援助”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私人资本流动、私人和官方信贷，包括不发达国家在资本市场筹措的借款，这种援助与私人投资与贸易结合，顺理成章地将受援国的经济剩余转移到发达国家。因此，经济援助是帝国主义控制不发达国家的一种武器。[28]

（三）鲍尔的观点

1981年在西方发表的两部著作为批判国际援助提供了新的论据。《平等、第三世界与经济幻想》的作者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鲍尔，他也是自由贸易理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他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在这一著作中比较明显，但他对发展援助的批判值得注意。他有关援助的观点大致可概括如下。首先，作为一名崇尚自由贸易的学者，他认为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有意去缩小或消除经济差异的政治行动会导致普遍的强迫行为，从而影响到社会自由和开放程度，这种自由与开放最终可能会因之终结。第二，第三世界具有西方世界刚发展时甚至没有的一些优势；第三世界如能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和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完全有可能靠自身力量发展。“官方援助并非是进步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三，援助会带来各种弊病，援助带来的依赖性将给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危害。援助本身就是物质增长的障碍。[29]这种观点有其道理，但似乎并未触及援助所带来副作用的根源。

（四）海特的谴责

另一部著作是海特的《作为帝国主义的援助》。标题就折射出作者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态度。作者本人曾在世界银行管辖的一个援助机构工作，由于她揭露的情况对西方的援助颇具杀伤力，欧洲共同体的海外开发署曾拒绝发表她提交给该组织的关于60年代拉丁美洲援助经费发放与使用情况的报告，因为这个报告对援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海特指出，作为一种手段，西方的援助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方针施加很大影响，使发展方针最大限度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援助方强迫受援者接受的条件看上去是为了振兴受援国的经济，但实际上却是为了长期保持受援方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是帝国主义的媒介。[30]这两位先行者一位是理论家，一位是实践者；一位认为援助是资本的无效使用，另一位认为援助是西方资本主义攫取第三世界的一种方式。虽然两人对援助实质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两派意见在一点上相同：援助是第三世界发展的障碍。

（五）90年代的批判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外界对非洲的援助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冷战结束导致非洲地缘政治地位丧失；国际社会的援助大量流向前苏联东欧地区。[31]1993年在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一些非洲领导人提出了投资优于援助的看法，从而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人们对国际援助的质疑日益加深，国际学术界也开始反思。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对国际援助提出各种批评，发达国家的一些曾经参与策划国际援助的“知名”经济学家也加入批判行列，质疑与批判是从国际援助的一些现象或边缘区域开始的。汉考克在解释贫穷的原因时较早对国际援助界的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曾任世界银行研究专家的科利尔对援助过程中的附加条件这一做法是否成功表示怀疑。波恩对国际援助中不成功的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坦桑尼亚学者鲁古马姆的著作《致命的援助》对不同类型国际援助的弊病进行了分析，杰普玛对发展援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利德尔就国际援助在非洲面临的6大挑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为他日后发表批判国际援助的专著作了铺垫。瓦勒认为国际援助的合法性遭遇了危机，因为没有明显证据表明援助帮助了非洲经济发展。[32]大家明显都看出了问题，但无人直接批评这一体系。

（六）伊斯特利的否定

威廉·伊斯特利在批判发展援助时对制定发展援助或改革计划的人最经典的一句批评是：“计划者们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他们自以为是的态度（通常是无意识的）。”伊斯特利是一位学者兼行动者，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在世界银行工作了16年。作为熟谙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方式的学者，他对国际援助提出一系列批评后发表了《白人的负担》一书，副标题是“为何西方援助他国的努力为害甚多而增益甚少”（中译本翻译为“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33]该书对援助者提出批评，如指手划脚的行为，供养着糟糕的政府，不能为穷人提供及时援助，盛气凌人的态度和自以为是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问责制等，但读起来有隔靴搔痒之感。他在探讨最有效的援助方式时提出5点具体措施：让每位援助者对单独的个人负责，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帮助贫困者发展；让援助机构根据以往经验来探索有效的援助；根据探索的结果进行试验；根据目标受益人的反馈和科学检测进行评估；奖惩分明。为有效干预取得更多资金，对无效干预拨回资金。[34]能够对以往的经验进行反省当然很好，但为什么除了“从目标受益人群得来的反馈”这一条提到了受援者的作用外（还是一种被动作用），其余都与受援者无关呢？为什么在援助中没有受援者的作用呢？这不还是援助者在自我设计吗？一个与受援者无关的计划是否会成功，我持怀疑态度。很显然，伊斯特利在同一本书中犯了西方援助者习惯性的“自以为是”的错误。

（七）莫约的鞭挞

21世纪以来，对国际援助的各种批判可谓铺天盖地。由于篇幅问题，我们不能一一点到。然而，非洲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不得不提。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的《援助的死亡》对西方援助进行了激烈鞭挞，她顿时成为非洲之星。[35]为什么丹比萨·莫约的书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呢？原因似乎在于莫约的双重身份：在非洲出生，在美国成长；既有在非洲独立后的70年代的童年感受，又是在西方著名高等学府接受的高等教育；既有在受援国的成长经历，又有在受西方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和援助国的工作经验。这表明了一个事实：一位熟谙国际援助体系的非洲女性挺身而出，揭露国际援助这一长期迷惑非洲民众和国际舆论的“皇帝的新衣”。莫约对援助给非洲带来的负面作用进行了详尽分析。援助在非洲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援助导致腐败，助长腐败，摧毁希望；援助阻碍正常的公民社会的建立；援助摧毁了一个国家社会资本的基本面——信任；援助催生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并培养了一种军事文化。上述负面影响均不利于经济增长，导致发展停滞，贫困加剧。

这种结果反过来导致对援助的更多要求和援助者提供更多援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在缺乏监管的资金的侵蚀下，援助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在一个依赖援助的环境里，本可以建立繁荣经济基础的那些有才能、受过良好教育、有原则的人，逐渐会变得不讲原则、不再高效工作，最终侵蚀这个国家的成长希望。”她对现存的援助体系十分失望，将援助称为“发展的杀手”。她指出：“整个援助惨败中最令人沮丧的是：捐赠者、政策制定者、政府、学者、经济学家和研究发展的专家心里明白，援助现在没有效果，过去没有效果，将来也不会产生效果。”西方对非援助已达半个多世纪。然而，结果如何呢？两组数字可说明问题：1970-1998年，在对非洲的援助资金达到高峰时，非洲贫困率从11%增长到66%，即非洲约10亿人口当中的6亿陷入贫困；“1970年以来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援助流入非洲，但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些援助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如是说）[36]莫约期待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没有援助的世界”。

来源：《国际援助》杂志

[2]关于英国的殖民地发展援助诸计划，参见张顺洪等著：《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7-67页。

[3]李安山:《不列颠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83-185页。

[4]值得注意的是，在保守党执政的70年代前期，莱索托、博茨瓦纳、加纳、肯尼亚、马拉维、尼日利亚、斯威士兰、乌干达和赞比亚等9个非洲国家所得援款分别占到总援助额的4%以上，肯尼亚高达24%，9国所得援款超过总援款的87%。S. Alex Cunliffe, “Britisheconomic aid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olicies in the 1970s”, Political Studies, 33 (1985),pp.106-107.

[5] O Morrissey, “The impact ofmultilateral and tied bilateral aid on the UK Economy”,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1), 1990, pp 60-76; Tony Killick, “Policy autonomyand the history of British aid to Africa”,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3: 6(2005), pp.669-670.

[6] Gordon D. Cumming, “British aidto Africa: A changing agenda?” Third World Quarterly,17:3（1996）,pp.487-501;田德文：《国家利益至上——解析英国对外援助政策》，《国际贸易》，2001年第9期，第27-31页；田德文：《英国: 对外援助与国家利益》，《欧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6-24页。

[7]Tony Killick, “Policy autonomy and thehistory of British aid to Africa”, DevelopmentPolicy Review, 23: 6(2005), pp.665-681.

[8] X. Renou, “A new French policyfor Afric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Studies, 20:1(2002), pp.6-11.

[9]对法国与非洲传统的军事合作关系。希拉克总统在1996 年举行的法非首脑会议上明确表示：法国“将放弃军事干预的做法”，“不再充当非洲宪兵的角色”。法国防部长里夏尔在1997 年访非时说, 法国支持建立非洲多国部队用于解决非洲人自己的事情。法国首先提出“在联合国的监督下, 组建一支非洲维和部队”的建议。赵慧杰：《法国对非洲政策的调整及其战略构想》，《西亚非洲》，1999年第1期，第31-36页。

[10]1998年之前，法国将受援国划为两种，“阵营国家”（37个原法国殖民地和后来加入的非洲国家）和“阵营外国家”（其它受援国）。从1998年开始，法国调整了对外援助地区政策，从“阵营国家”和“阵营外国家”的二元划分变为“优先援助地区”政策。“优先援助地区”不仅包括低收入且没有进入资本市场的最不发达法语国家，也向非法语国家开放，从而保证地区行动的更好协调。“优先援助地区”可获得更广泛的援助。

[11]GordonCumming, “Modernization without ‘banalisation’: Towards a new era in FrenchAfrican aid relations”,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8:3(2000),pp.359-370.

[12]李安山：《浅析法国对非洲援助的历史与现状——兼谈对中国援助非洲工作的几点思考》，《西亚非洲》，2009年第11期，第13-21页。

[13]让-雅克·加巴：《南北合作困局》（李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页。苏联因不愿意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政治条件而拒绝援助。

[15]面对非洲及各方对结构调整的批评，美国负责援非事务的官员在《外交政策》上撰文，虽为结构调整辩护，但承认非洲事务应由非洲人做主。R. Stephen Brent, “Aiding Africa”, Foreign Policy, 80(1990), pp.121-140.

[16]Andrew S.Natsios, “Five debates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U.S. perspective”,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4:2 (2006), pp.131-139.

[17]这种做法主要是通过《480号公法》进行。1961-1967“粮食用于和平”计划中的援款占对非援助的36%。1987年通过的“粮食用于发展”援助计划也体现了这一目的。80年代后期也对埃塞等遭受旱灾的非洲国家进行大量粮食援助。梁根成：《美国与非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9-72页。

[18]Peter J. Schraeder, “Trends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Clinton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toward Africa(1993-1999)”,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26:2(1998), p.16.

[19]关于美国对法国在非洲利益的挑战，可参见X. Renou, “A major obstacle to African unity:A new Cold War in Africa”, in E. Maloka, ed.,AUnited Statesof Africa? Pretoria: Africa Institute ofSouth Africa, pp.419-444.

[20]杜小林：《冷战后美国对非政策的演变、特点及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3期，第11-15页。

[21]对美国援非政策的分析,参见许亮：《美国援助非洲政策评析》，《西亚非洲》，2010年第7期，第20-25页。

[22]有关美国援助的标准，参见美国千年挑战帐户网站http://www.mcc.gov/countries/index.php。2007年10月底由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连续举办了两场研讨会。在29日的“新兴国家及其发展援助政策”（Emerging Powers and theirDevelopment Aid Policies）闭门会议上，印度、巴西和南非的代表和我阐述了各自国家的援助政策。在30日的“新兴国家及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改革动力”（EmergingPowersand Their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mpetus for Reform）研讨会上，我向美国与会代表ColinBradford指出，美国国会的千年挑战帐户这么多标准，如果哪个国家可以满足其标准，它就不需要任何援助。

[23]HakimaAbbas & Yves Niyiragira, eds., Aid to Africa:Redeemer or colonizer? Pambazuka Press, 2009, pp.111-112.

[24]让-雅克·加巴：《南北合作困局》，第6页。

[25]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1965]，第26-46，60页。

[26]K.Kaunda, “Speech on African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aid”, delivered at theopen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Zambia, March 18,1966.http://www.fordham.edu/halsall/mod/1966kaunda-africadev1.html.

[27]李安山：《依附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第140-141页。

[28]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0-41，57-70页。

[29]P. T.Bauer, Equality, the Third World, and Economic Delu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30]TeresaHayter, Aid as Imperialism, Middlesex, 1971.

[31]坦桑尼亚学者鲁古马姆对这一现象作了很好的分析。S. M. Rugumamu, Globalization Demystified:African’s Possible Development Futures,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2005,pp.88-96;舒运国：《外援在非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西亚非洲》，2001年第2期，第36页。

[32]GrahamHancock, Lords of Poverty: The Power, Prestige and Corruption of theInternational Aid Business, New York: Alantic Monthly Press, 1992；P. Collier, “The failure of conditionality”,in C. Gwin & J.M. Nelson, .eds.,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Boone, “Politics and the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2(1996), pp.289-329;S. Rugumamu, Lethal Aid: The illusion of socialism and self-reliance inTanzania, Africa World Press, 1997; C. Jepma, On the Effectiveness of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Ai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R. Riddell, “The end of foreign aid toAfrica? Consensus about donor politcies”; Nicolas van de Walle, “Aid’s crisisof legitimacy: Current proposals and future prospects”, African Affairs, 98(1999), pp.309-335; 337-352.

[33]W.Easterly, “The cartel of good intentions: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in foreignai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02; Easterly, “Can foreign aid buy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3(2003), pp.23-48; Easterly, “Can foreignaid save Africa?” Clemens Lecture series, College of St Benedict/St John’s University, 2005;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and So Little Good, New York:Penguin, 2006.

[34]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崔新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2，308页。

[35]丹比萨·莫约出生在赞比亚，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她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了系统的教育，获得经济学博士，并先后在巴克莱银行、世界银行和高盛集团工作。

[36]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5-45, 34,33，22页; 阿巴斯也指出了这一现象。Hakima Abbas & YvesNiyiragira, eds., Aid to Africa: Redeemer or colonizer?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