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中非关系的升温，国际上出现诸多关于非洲华侨华人的讨论和研究。华侨华人的增长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直接相关。比较而言，移民非洲的中国人实际并不多且多保留中国国籍。华侨华人对非洲各国的影响不同，对各阶层利益的影响各异。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形象有所影响。西方一些人在观察甚至研究非洲华侨华人时，往往将他们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来解读，从而影响了其观察和分析的客观性。尽管近年非洲华侨华人中出现了回流或再迁移的现象，但随着建立在中非产能合作基础上的投资的加强，预计非洲华侨华人的数量仍会持续增加。

关键词  国际移民 非洲华侨华人  中非关系  国际话语

1937年，英国诗人奥登访问中国的前一年，他在题为《夜色漫步》的诗中写道：“我将爱你，亲爱的，我将爱你/直到中国与非洲相遇/直到大川逾于山/鲑鱼吟于道。”由此看来，他将中国与非洲相遇看作河水淹没山川或鲑鱼在街上唱歌一样不可能。他当时并不知道，中国与非洲早在数个世纪前已经相遇。近年来，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双方之间的移民往来，非洲华侨华人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也带来了一些误解，甚至成为一个“政治议题”。

学术界习惯于将“华侨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新移民的出现使“华侨华人”与“中国国际移民”的概念逐渐重合。然而，“华侨华人”与“国际移民”的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华侨是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的群体，属于国际移民。在国外留学一年以上的留学生以及在国外工作一年以上的外派劳务人员也应该属于国际移民，但不是华侨。华人的情况更为复杂，特别是在当地国出生的华裔虽然是华人的一部分，但他们不属于国际移民的范畴。尽管这种情况并不理想，也存在定义问题，但社会科学总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这一点难以改变。本人正是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使用“移民”，专指中国国际移民。本文试图以非洲华侨华人为例，探讨西方话语对中国移民的政治化倾向，从国际政治如何引发学术兴趣开始，进而分析非洲华侨华人的人数及相关特点、他们的职业及其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华侨华人与中国形象和中国对非政策的关联。

西方霸权、政治话语和研究议题

各界对“中国”的理解有多种，如“政治中国”、“文化中国”、“血脉中国”等。同样，对华侨华人的相关称谓甚多，中文有以下名称：“华侨”、“华人”、“华侨华人”、“华人华侨”、“海外侨胞”、“外籍华人”、“新移民”、“中国国际移民”、“海外移民”、“侨民”、“新侨”、“老侨”、“归国华侨”、“归侨侨眷”、“海外归侨”等,也有更明确的“华裔”和“华族”。英文有“overseas Chinese”、“Chinese abroad”、“Chinese overseas”、“Chinese ethnic group”、“ethnic Chinese”、“Chinese in diaspora”、“Chinese diaspora”、“diasporic Chinese”、“Sojourning Chinese”、“Chinese（im）migrants”、“new（im）migrants”、“overseas compatriot”，有时直接用“Chinese people”、“Chinese communities”、“ethnic Chinese overseas”、“ethnic overseas Chinese”等，更明确的称谓有“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overseas Chinese descendant”等。中国对“华侨”有明确界定，“华人”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学者在使用时往往连用，即“华侨华人”或“华人华侨”。《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华人”的广义概念，既可包括所有的中国人（华夏人之简称），也可包括华侨及华裔，成为描述广义祖先来自中国的所有华裔之总称。狭义主要指生活在海外的、拥有外国国籍的华人，多被称为“海外华人”或“外籍华人”。“华侨华人”多用于中国国内，“华人华侨”往往是中国移民在居住国自称时所用。中国台湾学界亦如此，只不过统一称为“华侨”。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习惯因素，也有政治考量，也是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使然。然而，“华人”已在当地定居入籍，中国只是其祖籍国，有的甚至并不认同中国。非洲华侨华人中绝大部分是近期移民非洲的“新侨”，指改革开放后进入非洲的中国人。

近年来，由于中国人不断涌向非洲，华侨华人也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政治议题”，有时甚至被理解为“中国对外扩张的工具”。一些西方或私人基金会专门提供资助来研究这一问题。何以如此？笔者认为，虽然全球化促进了对国际移民和跨国主义的研究，但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实与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有密切关系。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日益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不断增加的非洲华侨华人也顺理成章地推动了西方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学术界的研究兴趣。

那么，为什么一些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如此恐惧呢？这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密切关系。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宗教、武力和意识形态的侵蚀，在非洲建立起相当稳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制度，这种西方霸权并未随着非洲独立而消失。对非洲的剥削可以说是西方富裕社会的基础之一。举例而言，尼日尔这个具有古老文明的西非国家，独立后法国一直控制着它的经济命脉和矿产资源（如阿海珐公司对铀矿的垄断），而尼日尔现在仍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科特迪瓦在独立半个多世纪后，其总统府和国会大厦每年仍需向法国人交付租金，这真是前所未闻。这些只是非洲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一个缩影。从历史上看，西方在全球经济的霸权是建立在对非洲以及其他落后地区的盘剥之上的。对西方国家而言，这种霸权地位必须确保。

然而，两种力量正在撼动西方的优势地位。非洲国家独立以来，多位有思想、有勇气且力图摆脱西方控制的非洲领袖被暗杀、推翻或排挤，如卢蒙巴、恩克鲁玛、桑卡拉、卡扎菲、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等。这些阴谋或是直接由西方大国出手，或是由其代理人实施。近年来，苏丹的分裂、利比亚的陷落、刚果（金）内战同样或是由西方直接干预，或是背后有西方大国的影子。西方国家对非洲采取的经济干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其中经济制裁和经济援助手段最为常见。如果非洲国家不听话或敢于挑战西方霸权，经济制裁随之而来，津巴布韦是一个典型。至于所谓的经济援助，则是一种更为常用的控制手段。正如肯尼亚学者希夸提指出的：“由美国、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日本及其同盟国主导的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捐助国自身的利益”。随着非洲国家出现“向东看”的政治思潮，二战以来由西方主导的非洲发展模式面临着严重挑战。这可以说是非洲国家的觉悟。

改革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另一种推动力量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它们不仅以自身的发展为非洲国家示范了一种替代发展模式，也正在加强与非洲的合作并大大促进了非洲经济发展。在这些新兴国家中，中国以其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惊人的经济发展尤为突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没有附加条件，从而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种发展的替代模式。”塞内加尔前总统瓦德明确指出：“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模式可以教给非洲很多东西。”与此同时，中非合作在范围、规模、速度和影响方面都是空前的，这种合作正在推动着非洲经济的全面发展。正如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指出的：非洲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曲线有很强的关联性，非洲经济符合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非洲愿意接受中国的投资，非洲正远离传统经济体，转向东方与中国。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中国的投资不断帮助刺激着非洲的高速经济增长。”

这样，改变非洲命运的两种趋势使西方的霸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有鉴于此，西方国家针对中非关系的各种谣言、诱导和误读层出不穷。国际政治话语对社会各界的导向不断增多，这种政治催化剂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上出现了包括谣言、诱导和误读等不实报道，尤以一位前美国高官的言论最为荒唐。原卡特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罗伯塔·科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中国在非洲使用囚犯劳工》一文,宣称“中国人不仅出口由囚犯制造的产品,而且还派遣囚犯出国工作”如果说科恩女士当时尚未预料到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而仅仅是从攻击中国人权的角度来造谣的话，这一恶意诋毁却在全世界不胫而走，给后来加速发展的中非经济合作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具有诱导性的报道同样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德国《明镜》周刊曾发表了一篇煽动性极强的文章《武器与石油和肮脏交易：中国如何将西方排挤出非洲》（Waffen, Öl, dreckige Deals – wieChina den Westen aus Afrika drängt）。作者用这种刺激的标题和歪曲的事例来诱导民众：中国在非洲进行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国将西方排挤出非洲。然而，上述两个陈述均非事实。这种诱导性遭到正直学者的抵制。2011年,亚历克斯·伯格、戴博拉·布罗蒂加姆和菲利普·鲍姆加特纳在德国发展研究所撰文《为什么我们如此批判性地针对中国介入非洲?》，文章分析了为何西方总是一味批判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批判了该文的不实之词，试图纠正这种一边倒的情况。然而，《明镜》周刊的阅读对象比较大众化，其发行量也远超德国发展研究所的刊物，有如罗伯塔·科恩的诋毁一样，破坏性已经造成。

当然，仅靠诋毁并不能阻碍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正当西方对中非全方位合作一筹莫展之时，戴博拉·布罗蒂加姆的著作《龙的故事——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出版。这位研究中国对西非农业援助的美国学者提供了一个与新闻媒体的诋毁和曲解完全不同的答案。然而，她对中非合作的客观解释并不能满足西方政府。这样，中非关系这一西方各国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很快成为国际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华侨华人在这场学术讨论中成为热点的“政治话语”之一，随着中非关系的推进而持续升温，与不断“政治化”的中国话题随影随形。

“帝国”传言：非洲华侨华人的人数分析

2005年，黛安娜·盖姆斯发表文章，将在非洲的中国人称为“新经济帝国主义者”，这应该是西方媒体第一次用“帝国主义”来形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随后，西方媒体谴责中国在非洲侵犯人权,有关中国实行“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各种报道不断出现。例如，英国记者彼得·希钦斯挑衅性地提出,中国正在非洲创造一个“奴隶帝国”。美国驻安哥拉大使馆的官员甚至在罗安达的公众论坛上宣称，中国要在非洲创建一个“新的奴隶帝国”。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后，西方记者又重拾“中国人入侵非洲”的话题。美国学者霍华德·弗伦奇于2014年出版了《中国的第二个大陆：百万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一个新帝国》，为这一政治话语的讨论作了一个小结。

尽管这些“帝国”称谓用词夸张以引起舆论的关注，带有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但这些报道和著述的潜台词却十分明显：中国正在利用大量移民和工人在非洲建立自己的帝国。情况真是如此吗？由于本文讨论的主题是华侨华人，因此有必要看看中国人在非洲究竟有多少？与其他国家在非洲的移民相比，他们处于何种位置？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的人口数量，中国政府目前的估计为6 000万人。

非洲华侨华人为数并不多，但21世纪以来增长很快。1996年，非洲的华侨华人只有136000人。笔者当时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需开拓新的市场，非洲发展具有巨大潜力，东亚快速发展以及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国树立的吃苦耐劳的形象，欧美国家开始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和非洲国家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这些因素将促使中国人走向非洲，中国人移民非洲将形成势头。2006～2007年为550 000人。根据新华社报道，2007年高达75万中国人在非洲“超期”居住或工作。2009年，非洲华侨华人的估计数为58万～82万人之间。中国学者李新烽认为，非洲华侨华人的数字在2012年达到110万。我们可以看出，非洲华侨华人人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9倍。

尽管非洲华侨华人人数增长很快，但有三点情况不容置疑。

第一，相对于华侨华人在全球其他地方的分布，非洲华侨华人的数目很小。例如，根据近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相关侨务部门的统计数据，2013年，亚洲各国共有3 000万华侨华人，美洲约有790万，欧洲为250万，只有几个岛国的大洋洲也有100万华侨华人。仅仅在美国，2010年已有402万的华侨华人。如果从国家分布数看，华侨华人在非洲每个国家大约平均只有2万人。这个数字无法与在美国或加拿大华侨华人（150万）相比。

第二，中国移民与其他国家在非洲的移民数字也无法相比。我们知道，中国人和印度人移民南非的历史较长，遭遇也相似。然而，由于南非和印度历史上同属大英帝国，印度人迁移南非的条件相对宽松，人数一直远比华人多。根据印度官方的调查，南非的印度移民人数在20世纪末至少达到100万。根据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网站的资料，截至2015年初，印度侨民共计28 455 026人，非洲的印度侨民约占10%，计2 760 438人。其中印度移民最多的国家为南非，已达155万，其次是毛里求斯，为891 894人。虽然海外华侨华人的总数（按6 000万人计）肯定比印度海外侨民多，但非洲的中国移民远不及印度移民。在南非的华侨华人2008年约为30万人，2008～2009年估计为35万人，2011年达到50万人，远不及155万印度人。英国总人口为6400万，但是根据2011年南非政府的人口统计，在南非的英国人达160万。

第三，这些所谓的中国移民中，入籍非洲国家的人极少；绝大部分为建筑业公司的雇员，或是从事其他行业的短期工人。以南非和安哥拉这两个中国移民最多的国家为例。在南非，已经成为当地公民的华人人数很少，1994年以前抵达南非的华人仅10000～12 000人左右。此外，申请成为南非公民并获批的华人很少。1985～1995年间，仅7 795名中国人获得南非国籍。在安哥拉经商的中国人中约87%表示他们肯定要回中国，相当多的中国人均在当地从事工程项目或短期经商。其他国家情况也如此。

上述分析表明，非洲华侨华人的人数并不像西方渲染得那样多。他们真是多得可以建立一个帝国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脸谱化的非洲华侨华人的职业

华侨华人在海外的传统形象多用“三刀”（菜刀、剪刀和剃刀）来形容，尽管新形势使其成分发生变化。然而，西方对非洲华侨华人的描绘仍带着某种偏见。法国学者马蒙将中国到非洲的新移民归纳为三类：一类是暂时的劳工移民、企业经营者（通常指经商者）移民和短暂逗留者（指为了寻找机会能够到欧洲或北美地区的移民）。他认为移民政策在国际关系中日益重要，中国人移民非洲与中非合作政策密切相关。第一种移民与中国确保原材料供应的政策相关，第二种移民是中国推行扩大出口市场政策的产物。他认为中国对非政策主要着眼于3个目标：获取石油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扩大中国出口市场及在各类国际组织中增加对中国的外交支持，即确保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朴尹正认为中国移民有4类，在马蒙的3类外加上农业工人。她认为大多数在非洲的中国人为现代旅居者或跨国公民。关于中国人与当地人的关系，朴尹正指出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反对党的政治手段、中国工人与当地人隔绝以及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商业竞争等导致了一些反华现象，但除了少数人外，非洲人还是尊重中国人的。中国移民在塑造观念、构建新的认同和改变生活等方面在南非发挥着核心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朴尹正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近期到南非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为教育水平极低且没有技能的农民。

穆罕默德根据布基纳法索华侨华人的移民目的和特点将他们分为4种人：长期居留者、外派人员、小本经营者和冒险者。这些归类基本认为华侨华人中只有3类人：企业家、商贩和劳工。倘若谈起尼日利亚的华侨华人，在尼日利亚经商的胡介国总会被作为企业家和商界的典型代表被提到，甚至认为他的成功是布罗德曼有关中国在非洲投资理论的最好诠释。中小商贩因其人数众多而往往成为学者调研的主要对象;作为商贩的华侨华人是中国在非洲推进的排头兵。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移民的报道和研究都要涉及劳工。

这种带有脸谱化的分类有明显的缺陷。中国新移民所从事的行业领域较广，在不同的国家又有所差别。总体而言，老华人华侨主要从事餐馆、杂货店、小型加工等行业，而新移民涉及的领域相对更加广泛，有零售业、餐饮业、贸易业、旅游业、运输业、纺织业、制造业、医药业等各种行业。他们中有临时工、企业主、项目经理、农民、再次移民者等。最为突出的现象是，新移民中的工薪阶层和农业移民开始出现，知识分子也渐露头角。

非洲华侨华人中出现了工薪阶层，即白领，这是一个新现象。根据主持《南非华人报》的郭飞耀先生的介绍，工薪阶层生活中的主要花费同国内相同职业一样：供房和供车。“工薪阶层，普通华人在南非一个月能赚6 000～8 000兰特，但是他们的生活成本比较高。”当然，这种情况在南非比较突出。另一种类型是农业移民。在苏丹、津巴布韦、赞比亚、坦桑尼亚、南非以及西非等国都有中国农民从事农业工作。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民有着较为先进的耕种技术，他们在国内所拥有的耕种土地较少，在非洲机会很多，因此一些中国农民开始前往非洲从事粮食作物或蔬菜种植。这些人数量并不多，占地也不大，但开始构成一个可以感知到的华侨华人群体。另一个因素是，以前一些中国援助非洲的农业项目经营不太成功，外援体制改革后经过转型继续运作，如马里塞古的甘蔗园和制糖企业、坦桑尼亚的剑麻农场和赞比亚的农场。这些农场企业的经营者都是新移民。

还有一个行业为研究者所忽视，即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和宗教人士。在非洲生活的一批华侨华人知识分子中不乏出类拔萃之辈。南非皇家学会会员孙博华教授为其中之一。他任职于南非开普半岛科技大学，也是该校的校务委员。孙博华于1983年毕业于中国西安公路学院（现为长安大学），1986年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89年在兰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9年至1991年，他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中国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张维教授。1991年，孙博华以研究员身份留学荷兰，1992年以洪堡学者身份在德国从事研究工作。2000年，37岁的他被南非半岛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成为南非历史上最年轻的工程学教授之一，同时担任几个国际刊物和丛书的编委和主编。孙博华在应用力学、智能复合结构和微机电系统等领域造诣很深，特别是在壳体理论、智能压电驱动器，微机电陀螺芯片上成就显著，曾先后发表近百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另外还编著有4部英文专著。孙博华博士因在应用力学、智能结构和微机电陀螺芯片等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在2010年当选为南非科学院（ASSAf）院士，并于同年入选为南非皇家学会会员。孙博华每年都要回国多次，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校及瑞声声学公司等单位进行学术交流合作。他曾担任暨南大学国际学院的首任院长等教职和广州国际科学技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等职务。

此外，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电气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教授、南非工程院院士夏晓华先生亦是杰出的华侨华人，他同时兼任新能源系统中心主任、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NRF）一级研究员。世界科学院院士、南非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山大学西湾讲座教授徐洪坤教授，南非福特海尔大学理学院院长、中国矿业大学兼职教授、地质学家赵金宝教授等均为著名科学家。这些学者是新一代华侨华人的佼佼者，他们均与国内各高校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回国讲学交流，用实际行动促进中非双方的教育和文化合作。这些顶尖级学者为南非带来了知识、技术和荣誉。当然，还有一些来南非学习和就业的中国留学人员。

这些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华侨华人中日益增多，主要得力于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高。非洲的华侨华人中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包括参加过中国援非活动（如援非医疗队和援非经济合作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完成使命后留在非洲，也包括一些辞职后来到非洲的技术人员。在非洲,还有一些专职的宗教人士，特别是一些佛教人士。1992年，中国台湾佛光山应南非华人之邀前往弘法，并于南非政府所献6公顷的土地上兴建“南华寺”。此后，一些国家的佛教寺庙建立。华人佛教徒在非洲弘扬佛法，从事慈善事业，广结善缘，在当地颇受民众欢迎。

中国移民的影响：冲击抑或合作

中国人来到非洲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非关系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对外来投资和移民采取欢迎态度也是非洲各国自身的需要，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为什么大部分非洲国家近年对外国人采取各种鼓励的签证措施。华侨华人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实。那么他们对非洲民众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由于相当部分的中国移民是以商贩的身份来到非洲，他们给当地民众带来的影响十分直接：带来了便宜商品。正因为他们的到来，普通非洲民众第一次可以穿上新衣服，或用上新家具。德国记者泽林在拉各斯看到一位尼日利亚男子在唐人街买床垫，于是问他为何要到中国店买东西。尼日利亚人回答：“我不是冲着中国人来买东西。我买它，是因为它又便宜、又好。”然而，中国人的到来及其带来的便宜商品对原来的非洲店铺和靠进口中国商品的非洲商贩造成了冲击。

这样，“中国商人导致非洲人破产”便成为西方和非洲社会批评中国移民非洲的一大焦点，另一个常见的观点是他们抢了非洲人的生计。约瑟夫·厄恩斯特以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为例进行考察，认为大量签证过期后不归的中国移民正在主宰非洲经济。这些人签证过期后，继续非法留在非洲从事商业和贸易活动，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商品，且非法运营，不缴纳税费，从而导致当地商人无法与之竞争，大量破产。媒体上也有大量关于这一问题的报道，如莱索托当地人与中国店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商人因在尼日利亚卡诺从事尼日利亚不允许外国人从事的纺织品贸易而被谴责为“食腐者”；中国商人在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纳米比亚等国都因与当地人竞争而遭到排斥，等等。丹尼尔注意到华人在非洲比较难以融合的现象。此外，便宜纺织品使得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等国的纺织业大受冲击。对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弄清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温家宝总理2006年访问南非时，南非方面反映了当地纺织业因大量中国廉价纺织品而面临倒闭的事实，由此中国政府决定自我约束两年、削减向南非输出的31种纺织品。然而，中国的份额减少后，马来西亚、越南、孟加拉等国生产的廉价纺织品照样会流入非洲。事实上，提高南非产品的竞争力才要正道。可以说，中国移民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在达喀尔一个专为无店铺开业小商贩服务的加雷-彼得森社区（Gare Petersen），店铺大多由中国人开办，共约200家。塞内加尔商人对中国商人存在着不同意见，流动商贩支持他们的买卖活动，进口商认为中国人构成了威胁。消费者群体无统一看法。支持者认为便宜货可使非洲人享受新商品，并可参与更多经济活动。反对者认为，便宜商品使塞内加尔人产生了依附。2005年，在达喀尔发生了反对中国人的游行，但随后也发生了声援中国人的游行。支持中国人游行的组织者、消费者协会的领导人穆罕默德·恩道（Mohammed Ndao）认为：中国廉价商品为当地人提供了多种选择，批评那些认为中国商业活动不合法的人忽略了自己在灰色经济活动中受益，这是一种排外主义。苏珊·谢尔德通过对53名中国商人的采访后认为，中国商人为达喀尔的非正规经济发展做出了社会文化多元化的贡献，为处于边缘化的青年人和消费者提供了机会，给当地商人带来了竞争，同时对塞内加尔社会带来了冲击，使当地社团组织对外来人的看法产生了分歧和变化，从而使大家可以更深地理解灰色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人给非洲带来了积极影响，推动了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南南合作、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商人不但为非洲提供了大量廉价商品，也为当地小生意提供了机会。中国人的商店对非洲人的消费至关重要，他们并没有取代当地现存的商业，而是开办新的商品市场。纳米比亚的中国批发商是奥希坎戈商业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被称为“创造性先锋”（Creative Pioneers）。中国和尼日利亚在加纳和贝宁的移民的创业精神各异，但在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基础上合作，对当地的减贫和将廉价商品送至偏远地区的作用显著。1995年，中国人在佛得角开了第一家商店。2005年，有关移民在佛得角所做贡献的民调表明，当地人对中国人评价最高。85%的佛得角人对亚洲移民（实际上主要指中国人）的贡献持正面评价，比对欧洲移民的评价（74%）要高。作者发现，当地人对中国来的移民表明了“一种惊人的正面看法”（a strikingly positive view）。为何如此？中国进口商品对当地生产未造成负面影响，商品价格便宜使当地购买力提高，并未导致大批佛得角人失业。中国移民并未对佛得角民族认同产生影响，未强化当地内部争斗。但当地居民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抱怨，尤其是对来自中国商品质量和劳资关系有所不满。

布基纳法索的中国商人共约600人，几乎全部“由寻找新经济机遇的私企经营者构成。”尽管中、布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华侨华人经商在实际操作上有些困难，但与当地人合作融洽。大型中国企业的缺失减少了当地人对所谓战略意义的担忧。这样，“与当地人合作不仅是中国企业家所采取的贸易策略的必要条件，还是确保他们经营活动得以长期巩固和成功最有效的途径。”这里存在着个人之间的合作、通过中间人的合作、中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中国企业与行政机构代表人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的例子在布基纳法索的中国企业中随处可见。”尽管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中国企业却找到了与当地人合作共赢的适当方式。

中国移民是否对非洲人的生计造成经济上的威胁？的确，尼日利亚的中国新移民中的纺织品商贩或加纳北部小金矿的中国矿工，已对当地居民的生存造成消极影响，但非洲各国与中国政府都已经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布伦瑟斯特基金会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南部非洲，中国商人在当地雇用的本土人相当多。报告指出，在南非、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和莫桑比克5个国家，华人店铺有一个共同特点：雇用的当地非洲人比中国人多。胡介国经营的企业也表明，他雇用的非洲人远比中国人多。莫汉等人有关非洲华侨华人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事实。中国企业承揽的大型项目更是雇用了许多当地劳工。举例来说，在2014年8月完工的长达1 344公里的安哥拉本格拉铁路，就是1 000中国工人（其中有超过20人在工程期间付出了生命）和约10万名安哥拉工人经历近10年辛勤劳动与协力合作的成果。正如一位在安哥拉的北京建工集团的工程师所言：“据说当地一共有人口2 000万左右，中国人就占到26万。不过基本都是过去做项目或经商的流动人员，没有移民过去留下的……工程类的多，还有一些搞外贸生意的。”

华侨华人：中国形象和中国对非政策

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非洲做出的贡献不容置疑。这一点已被非洲政府和人民，以及新闻界所肯定，也引起了西方政界、媒体和学者的注意。

既然如此，为何前面提到的前美国总统卡特助理国务卿罗伯塔·科恩有关“中国劳工是囚犯”的谣言能在国际上特别是非洲引起巨大反响呢？除了谣言制造者是一位颇有身份的美国官员以及各大西方媒体的推动外，这与中国各建筑公司的形象和工人的作为有着密切关系。第一，中国在海外的各大建筑公司相当一部分以前并未要求统一着装，而这些建筑工人多是新招募的农民工，他们在国外因整日劳动，并不讲究工作服的工整。第二，中国工人不谙当地语言，加之多住在工地，与当地民众很少来往，加深了神秘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非洲各国负责建筑工程的中国工人一般都要加班，为按时完工“三班倒”的情况甚多，形成工地上机器不停运转、工人轮流休班的情况，但在工地围墙以外的当地人看来，这些人整天在做事。据此，当地人认为这种情况不正常，从而使他们比较容易相信中国工人是囚犯的谣言。当然，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也给非洲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有一项有关中国人和西方人在非洲当地适应情况的调研，通过对9个国家（博茨瓦纳、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苏丹和赞比亚）的1 902人的调查结果显示，457人认为中国人远比西方人适应当地情况，500人认为他们比西方人适应，344受访者认为两者差不多，还有179名受访者认为回答“不知道”，认为中国人在非洲不如西方人适应当地情况的比例较少，只有422人，其中认为远没有西方人适应的228人，认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194人。此调查结果认为，50%以上的非洲人认为中国人对当地适应超过西方人，只有22%的人认为中国人在适应当地这一点上不如西方人。该调查在其他相关问题上对中国的正面反馈也相当明显。

非洲人对中国人确实存在着诸多误解。有关中非因缺乏交流而产生的各种误解，然而，他们对中国的总体印象是正面的。盖洛普与皮尤对这一问题做过多次调查，结果都显示非洲人对中国总体印象良好。2015年皮尤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就“对中国的看法”（Opinion of China）这一问题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非洲人对中国持肯定态度（favorable）。在列出受访结果的所有非洲国家中，对中国表示好感的在加纳受访者中最高，为80%，其次是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均为75%，坦桑尼亚为74%，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三国的受访者中70%对中国表示称赞，处于最低位置的南非也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好感，52%表示肯定。由于这种调查结果反映的是非洲人对中国的整体感受，这种正面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既包括对中国企业的好感，也包括对中国移民的肯定。

一些新移民投入到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以期促进中非合作。例如，南非的上海侨界领袖姒海先生自己出资拍摄了一部南非华侨华人在南非打拼的纪录片，从而使当地民众更了解华人在当地的奋斗史。津巴布韦的赵科等人为促进华侨华人与当地居民的融洽关系，组织中津足球友好赛。一些国家的华侨华人团体积极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如助学工程和组织文艺活动，或是与中国企业和援非医疗队合作进行各种义诊和救治活动。这种自觉行动既表现出为定居国服务的意识，也可以纠正对中国人海外形象的不良看法，还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

有一种观点认为，华侨华人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研究显示，这种观点与真实情况不符。朴尹正否认中国人移民非洲受到中国政府支持，认为前往南非的大多数中国人是独立移民，来自不同地区，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拥有不同阶级背景，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提高生活水平。一份关于南部非洲中国商人的调研报告认为华侨华人的情况多元，远比西方人想象得复杂。这些华侨华人与使馆联系很少，似乎与中国对非政策没有多少关系；他们表达了对中国大使馆的不满，受访者中95%回答未得到过中国使馆的帮助；中国使馆也并不掌握他们的准确人数，他们对使馆存在着不信任感。作者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人移民非洲并非中国大战略的一部分。笔者曾在2011年指出：“中国在非洲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战略。”这是有感而发，也与中非关系逐步推进的事实相符。然而，非洲的中国移民与中国政策是否存在着关联性？上述研究已经说明：答案是肯定的。

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华侨华人的增长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直接相关，中国人移民非洲与中国的非洲政策有各种关联。他们在中非合作方面发挥的作用将日益扩大，这表现在经济增长、政治作用和文化影响方面。

第二，非洲华侨华人给非洲带来的影响并非一种，也非单向：对各国的影响不同，对各阶层利益的影响不同，不同利益集团对他们的评价也不同。非洲各方也通过反馈来影响他们。

第三，中非关系并非通常的两分法那样简单，在中国或非洲、官方或民间、国企或民企、商人或消费者、成功者或失败者等矛盾之间有诸多因素，各对矛盾并非截然对立。中国移民来源多元，职业多样，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这些移民多保留中国国籍。错综的后果影响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促使不同力量重新组合，也使不同因素互相作用。

第四，西方一些人在观察甚至研究非洲华侨华人时，往往将他们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来解读，喜欢将华侨华人在非洲的负面影响放大，甚至从自己臆想的政治角度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从而影响了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客观性。

近年,非洲华侨华人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男性移民需要成家、赚了钱无人继承，由此开始产生思乡之情，加之，还有一些华侨华人面临子女教育、经济不景气、社会治安不理想等问题，促使一些华侨返回或再迁移。有学者据此认为“非洲华侨华人的数量不会继续增加，而会在目前的数量上略有减少”。笔者认为，这一看法理由不充分。上述现象确实存在，最近非洲一些国家货币贬值直接影响到移民的收入，移民回流现象相对明显。然而，中非经济关系的基础有望从贸易转到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等多方位的合作。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召开，大大推动了建立在中非产能合作基础上的投资。此外，中非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也将促进中国人到非洲从事各种活动。大部分非洲国家仍愿以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外资。从各种迹象看，非洲华侨华人的数量仍会持续增加。

（本文原载于《西亚非洲》2016年第1期，因篇幅限制，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