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留学生"一词泛指所有留居国外学习研究的学生。从历史考证，创造于隋唐时期，特指跟随遣唐使进入中国、并在遣唐使回去后留下来学习的人。然而， 就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大规模跨越国境的海外学习，却绝对是20世纪的事情，是现代交通手段使得大规模的快速国际旅行成为可能之后的新发展;更重要的是，机制化的资金安排――即奖学金制度――使得赴国外求学得以实现。
1902年设立的罗德斯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被认为是现代最老牌的奖学金，被后来双边或者多边性质的国际奖学金制度所效法，即资助不发达国家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奖学金制度开始兴起之时，就是国际发展援助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基本理论基础就是能力赤字――渐次独立的非洲国家显得尤为必需――麦克米连所谓的"变革之风"劲吹大陆的196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五个类似大学的体制。知识和技术要实现从富国向穷国转移，而奖学金制度正是使其实现的关键;与此同时，援助国的合法性来源，也是自己有某种比较优势，可以供别人所欣赏和学习。
中国式智力援非的逻辑起点与展开
建国之初，中国政府最先制定的有关来华留学生的政策是首先与东欧五国达成互换留学生的政府间协议，所有来华留学生的渠道都是根据对等交换原则实现的。1956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接受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来我国学习的修改意见》，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一边倒政策，开始转变为同时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而且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作为提供来华留学奖学金的重点地区。
具体到对非洲国家，中国政府接受其留学生不完全是出于与派出国双边关系的考虑，因为一些国家还在独立运动过程之中已经在向中国派出留学生了，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多个场合申明的态度：即为友好国家培养留学生是履行国际援助义务。1963年12月，在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外国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还指出：接受来华留学生不仅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还有利于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
从1956年第一批埃及同学来华开始，非洲同学逐年增加，到1960年，这个数字快速增加到95人。此后，汲取非洲留学生出现辍学的教训，有关部门明确反思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差别给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带来的挑战;1962年第一部关于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法规性文件《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中，提出了"精选少收、分别对待、统一管理、提高质量"的方针，且建议尽量劝说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减少留学生。该条例还明确了对所有来华留学生的管理方针："学习上严格要求，生活上适当照顾"和"政治上不强加于人"，至今仍然适用。
1966年"文革"爆发使得留学生工作被迫中断，这一年14个国家共164位非洲留学生与其他国家留学生一起被告知暂时离开中国。1972年中国接受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两国派遣的200名铁路留学生来华，系统学习各相关专业;1973年接受来华留学生工作得以全面恢复。随着中国政府的国际战略从"学习苏联"转向"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20世纪70年代的奖学金名额开始明显向非洲国家倾斜，实际人数与占总来华留学生比例都有大幅度增加。
从档案文献来看，中国政府当时对于亚非拉学生的培养目标是，除了对中国友好以外，要求专业知识、实际技能、身体健康都需达标;政治上则按照不同国家，对学生提出不同标准：马列主义政党国家，要求同学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并与实践相结合;民族主义国家的同学，则要求有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在专业选择方面，非洲国家留学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是一致的，即由派遣国和接受国共同协商决定是否赋予留学生专业选择权，这区别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学生的"积极慎重"的方针――由教育部和外交部等机构进行会商，严格地控制、审批所开放的专业。整体上对于留学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技能。1974年以后大规模对留学生推行开门办学，其目的也是"为了贯彻以社会主义为工厂、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组织留学生进行在厂的教学实践"。
当时同样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非外交攻势"分两个层次行动：官员和层次低、但有望成为领导的阶层。[2]苏联对非的政策目标，就是精英培养，培养致力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斩断与其西方宗主国之间的联系，在非洲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苏联重点转向培养青年人，留苏的非洲学生，来源大多数是工会成员，因为苏联认为工会是社会转型的潜在力量。苏东阵营训练非洲工会干部的最大机构是1953年成立的布达佩斯工会学校，当时世界劳工联合会总书记路易斯?赛扬(Louis Saillant)曾经概括该校的特征就是"一切为阶级斗争做准备"。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本土如几内亚达拉巴(DALABA)等非洲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工人学校和培训中心，讲授课程也都以马列主义诠释的历史、社会、殖民主义和经济发展观为主。根据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说法，仅1965―1966年间，在苏联境内受训的非洲学生就达4000人，这一政策成为当时苏联对非外交的主干道。
总之，在这个初始阶段，欧美世界对于奖学金制度的理念是培养出直接进入非洲国家各个机构的人力资源从而实行知识转移，就能有益于非洲国家的发展。苏联的对非奖学金，没有这样明确关于发展的表述，而是以培养青年人建设非洲共产主义为鹄的。中国接待非洲留学生的目标，没有苏联那样明确的政治目的，而更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平和中正的特点，即便是意识形态影响最强烈的文革时期，对于留学生的培养目标强调的也是马列主义与自己国家国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且"政治上不强加于人"的自愿原则贯穿始终。当时接待非洲留学生的，不是苏联那样特别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学校，也不是专门进行马列主义政治哲学教育的特殊机构，而是教育中国自己的高中毕业以上层次的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在接受留学生之前，其资质一般根据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接受高教部的评估。在接受方针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并不是"阶级革命"，因此也不瞄准工会干部或者成员，而是把选择权交给生源国政府，同时以学生在国内的先修学历作为入学资格，体现了对于派遣国的充分尊重和信任，是与平等尊重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一脉相承的。 对于招收来华后的非洲留学生，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一样，所有教学目标、管理原则都是边学边干的状态下不断调整的，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践主义特征。因为国内建设的需要，这一时段来华学习的非洲留学生是以理工科专业为主体。学生的课程设置，能同一计划的，就尽量与中国同学(文革时期是与工农兵学生)一起上课;不能同一计划的，再单独开课;当时的组织课堂的原则是小班教课，确定既教书、又教人的原则。[3]相比于欧美的学制，在当时"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下，中国当时提供的学制相对较短。实际效果来看，当时非洲同学的印象是，较短的学制并不一定教学效果更差，中国的老师更负责任，而且始终贯穿着让学生动手实践的重点，与欧美老师讲完课就走人的方式完全不同。
中国式智力援非的建制化与新目标
1976年1月，探索已久的来华留学生经费标准、医疗收费标准细则相继颁布。因为发生了少数留学生毕业后不按时回国的情况，教育部在1976年10月下发了要求所有毕业生必须在1―2周内离境的规定。[4]各高校的留学生工作也开始制度化管理，食、住、行、医各方面都开始进行细则化的规章管理制度建设。为了保证质量，由驻外使馆进行考试然后再招生的政策于1978年被提出;以1979年1月第二次全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会议为契机，《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得以修订，明确了建立留学生学位制度，同时"坚持标准、择优录取、创造条件、逐步增加"成为基本招生政策，并将1978年的"先考试、后录取"政策细化为：理工农医等学科必须经过考试后根据标准录取，文史哲中医等专业本科留学生必须经过两年汉语学习后方可进入专业学习。
1983年中国总理访问非洲，全面提振了自1978年以来有所弛缓的对非工作，对非奖学金名额也一举提升到230名。1984年12月，全国外国留学生工作会议再次召开，"智力援助"概念被首次正式提出，使其"与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一起三足鼎立"。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解决非洲留学生的就学困难，教育部本着"高学制、短学历"的精神、鼓励各高校次年尝试开办英语、法语专业授课班。在这种国际化的努力之下，1996年非洲奖学金生从上一年的256人迅速增加到922人，自费生也增加到118人，使年度来华学生总数第一次超过1000人。数量迅速增加的趋势到了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更加明显，尤其是2006年以来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平台，中国政府两次宣布提高对非洲国家的奖学金资助力度(即分别从年度2000人增至2009年的4000人和2012年的5500人)，使得中国俨然成为一些非洲国家年度获益人数最多的奖学金提供方。
关于来华留学生工作的目标定位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新目标，即除了传统上强调为输送国培养专业人才和促进和加强与学生母国友谊以外，"提高中国高校的国际交流水平"开始作为新的目标被明确提出，"教育国际化"的目标作为新的推动力凸现出来，地方政府和院校因此把留学生教育纳入发展规划，制定了很多地方奖学金。除此之外，不同省、市还会有其他更为多元的诉求：例如北京市就把留学生教育视为是把北京"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指标，并因而从2001年开始对北京市有接收外国留学生资格院校教育管理工作进行评估，已达到"办学条件、管理水平、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方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伴随新目标的提出，相应举措不断出台：例如2003年建立起来的来华留学管理干部培训制度，有的培训班甚至搬到境外求取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全国范围内的来华留学生业务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以便互相交流经验;以"全国智力援非工作会议"为题的系列会议自从2004年以来在全国培养非洲留学生(尤其是短训生)的各高校轮流召开。
世界各国奖学金的老逻辑、新走向
奖学金这种曾经普遍通行的教育援助模式在全球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有关国际援助绩效的阿克拉会议(2008年)和强调受援国自主权的釜山会议(2011年)以来，这种模式的优缺点在被不断反思之中，焦点集中于外国受训回来的学生是否能够很快贡献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各个领域。对此援助模式质量和效果的广泛关注，甚至已经开始动摇和改变一些双边、多边援助方进行教育援助的模式，目前出现了真正新旧并置的格局：一方面，德、法等国每年还将用于教育的援助金额主要用于奖学金;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国家现在确实出现了要压缩学生签证的意图，如英国的计划就是将学生签证压缩25%，瑞典则第一次大规模改变援助政策，要求欧盟以外的学生都要交学费;与此同时，一些资助方则开始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在本土/本地区的培训，即强调与本土研究者、领导人在一起学习、成长的重要性。
具体而言，德国和法国是经合组织(OECD)捐助国集团中最大的高等教育捐助者，每年各自投入10亿美元以上。以2009年为例，德国奖学金受益学生中，来自北非和中东的有432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有3762人。法国对于高等教育的援助主要集中于非洲法语区，2006年有2万受益者，2008年在法非洲留学生总数高达11万。
模式同德国法国一样没什么大调整的是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主要还对研究生进行资助，包括外来留学人员。虽然并不是全球提供奖学金最多的国家，美国却毫无疑问是全球吸引外国学生最多的国家，而且高等教育一直是其创汇最高的服务业出口部门，外国学生所缴纳学费和生活支出，每年为美国GDP收入贡献200亿美元。
很长时间里，为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学生提供奖学金都是英国政府获得巨额教育创汇的平衡点缀。最近，英政府明确宣布海外奖学金的目的有三个：支持国际发展、提高英国公共外交和影响力、增强英国作为高等教育的优秀中心的位置。联邦奖学金是其最大的项目，2010年受益者为700名，来自于40个英联邦国家，其中一半为非洲国家。英国政府最新的要求是，奖学金授予要更加靠近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的发展战略目标。这种强调专业化和发展导向的实用主义倾向，也遭到了一些英国学者的批判，认为应该鼓励学习那些看似没用的专业，如人文、语言、文化和艺术表达等。
近年来频频效法中国出台种种对非新举措的新兴经济体印度，甚至针对非洲新设立了印度―非洲奖学金，2010―2011年上半学年有33名非洲学生成为此新项目的受益者。
另一个金砖国家巴西，随着2005―2010年的发展援助增加一倍达到30亿美元，用于奖学金的开支每年也保持在5000―7000万美元之间，加上用于学术和研究机构的奖金，每年已在1亿美金以上。与非洲相关的巴西奖学金有几个，2008年又推出新的计划，即支持非洲国家数学和葡语教学计划，理念是如果数学和语言能够运转自如，教育和科学方面的其他困难就更容易解决了。
至于继承前苏联的俄罗斯，1992年3月接待非洲代表团时，俄罗斯政府还承诺继续提供奖学金给非洲同学;但三个月后，俄罗斯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因为经济问题，希望非洲国家承担自己学生的费用。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这几个传统盟友，获得奖学金也大大减少了。普京接替叶利钦掌权后，新外交政策开始强调与非洲国家强化互动;但在奖学金上一直没有恢复原来的盛况，而是转向通过国际组织支持世界全民教育，即投入提高儿童和成人识字率，这也意味着放弃传统上支持高等教育和大量提供奖学金的政策。
南非是世界上第五大国际学生东道国，2010年接收了6万多外国学生，70%国际学生来自于南部非洲共同体(简称"南共体")地区，18%来自于非洲大陆其余国家。南非政府认为，拥有这么大规模的外国学生最大的收益就是，督促南非一直都有保持教育质量的压力。南非为所有南共体国家学生提供补贴，补贴发到每个人手中;同时，这些学生和南非本土学生所交的学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南非国家同样补贴他们。所有南共体国家学生进入研究生项目，就享受完全补贴了。
总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作为对非智力援助的奖学金制度仍然呈现方兴未艾的趋势。日本和美国都不讳言以此网络优秀人才的目标，在全球化人员流动的规模和频率空前增加的时代，提升本国政府形象也成为奖学金的题中要义，不管是英美那种"全球高等教育中心"因而能赢得更多服务业产值的形象、还是作为发展中大国印度那种以赤脚大学"扶贫"的形象。
结论：怎样讲述中国的对非奖学金故事
自2008年开始，中国政府对来华留学工作的财政投入大幅增加，年度达到5亿元以上。在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华留学生中，2009年有12436名非洲学生来华求学，比2000年增加近八倍。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非洲的自费生超过了奖学金生，这得益于奖学金生的广告效应，也得益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的巨大宣传效应，非洲青年人开始睁大眼睛"发现中国"。此后的所有年份，即便中国对非奖学金资助力度增加迅速，自费生的数额也都远远超过奖学金生的数额，显示了非洲对于中国教育市场的旺盛需求。也就是说，非洲作为中国教育对外合作的对象，已经不仅仅应该从双边援助的角度上去理解，而应该增加教育服务市场的理解视角。那么，像英美两国那种打造中国"国际化教育中心"的形象是当务之急了。
中国的教育机构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应该对来自于非洲的这种需求旺盛增长的态势更加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要改变国际舆论界往往因为信息不畅等原因而评价中国的奖学金"极为神秘"的现状，加强舆论引导对于非洲留学生的认知，以及学术界关于非洲留学生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公共外交社会化，终于有人提出"留学生交流"也是有可能作为外交活动的新主体、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外交家(citizen diplomat)"。
总体上来说，中国对留学生的认知，亟待走出仅是教育界话题的局限，将其置于国家外交布局的认知坐标下来讨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新的时代留学生身份更为多元、要求更为多样;更重要的，中国人只有自己将留学生开始于奖学金生的历史梳理清晰，才能对外讲述清楚这项起源于比较纯粹的国际主义的智力援助项目，包括其整个演变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和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做出的近期和远期的贡献，也才有可能为更长远的打造中国作为全球教育中心的形象加分。而这项工作，同时也是创造性的新公共外交的基础，自我认识清楚了，也就更知道怎样跟世界打交道了，非洲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 档案号：20772201，卷2， 北大留办《关于筹备接受留学生工作的意见》，1972年5月15日。
[2] Roger E. Kanet， "African Youth： The Target of Soviet African Policy"，Russian Review， Vol. 27， No. 2，1968， pp. 161-175.
[3] 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档案：北京大学《关于留学生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1974年5月7日。
[4] 教育部1976年209号文件：《关于毕业或结业的外国留学生应按期离华的通知》，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档案，卷号20776002。
(本文来源：《当代世界》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