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被经常使用的“民间交往”是指国际背景下不同国家的社区或社会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交往一般由民间推动。本文用“民间组织”取代“非政府组织”（NGO）出于4个原因：一是在中国，“民间组织”的出现及该术语的使用早于非政府组织；二是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府和学者都对“非政府组织”持负面评价，主要因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大多来自西方，它们面临双重服务对象（即资金提供者和本国）的困境；三是“民间组织”一词的覆盖面更广，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NPO）、政府的非政府组织（GNGO）等；四是在中国，民间组织必须注册，从2008年开始，每年均出版中国民间组织报告。

        总体来说，国家间外交关系包括3种，即官方联系、半官方联系以及民间交流。显然，民间交往是国家外交关系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外交并非双边关系的唯一方面，民间交往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交流和学习。“文化”是一个丰富多彩而又寓意含混的词汇。在众多定义中，笔者比较倾向于认同理查德·史威德的定义。他认为：文化是各社会共同体特定的关于真、善、美及有效率的概念，这些概念必须是社会的遗产且能够被普遍分享，同时又是不同生活方式的构成因素。[④]在一个由不同民族和文化组成的世界中，人们需要彼此了解，理解彼此的文化并互相学习。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⑤]然而，关于中非民间交往的研究并不多。[⑥]赵明昊探讨了中非合作论坛背景下民间组织面临的挑战及发展前景。[⑦]冯佐库认为中非民间交往具有“以官带民、以友促经、以文促友”三大特色。[⑧]赖钰麟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探究了民间组织在对非发展合作方面的贡献。[⑨]龙小农等分析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可能发挥的作用。[⑩]布伦纳阐述了民间组织在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地位及其参与中非关系的功能。[11]阿普罗分析了民间社会在中非合作中的作用。[12]莫汉等人研究了中非日常交往对非洲发展的潜在影响。[13]冉继军研究了中非媒体互动的特征。[1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非洲非政府组织对中非关系产生的影响。[15]以上有关民间交往的研究都注重政治方面，或是从“软实力”的角度，或是关于“中国战略”的争论，或是其对外交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成果对民间交往的理解尚欠全面。笔者认为，民间交往代表着一种平等观和分享，其中蕴涵的文化交流是最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它为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打下了基础，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

        本文将从5部分讨论中非民间交往的历史与成就。第一部分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中非民间交往的历史性考察。第二至第四部分分别阐述了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民间交往的3种形式，即中非合作论坛支持下的民间交往、个人之间的交往和组织机构性的民间交往。第五部分分析3种民间交往的特征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中国与非洲民间交往的历史

        20世纪上半叶，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非洲大陆处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中国移民和劳工较早接触非洲。中国劳工多被英、法、德、西、葡、比等国雇佣，或在圣赫勒拿岛当农民，或在南非和黄金海岸的金矿采矿，或在坦噶尼喀、莫桑比克、法属赤道非洲、刚果自由邦修铁路，或在南非、马达加斯加承担多种工程，或在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的种植园做工等等，还有单独前往或与契约劳工一起来到非洲的自由移民。[16]这一时期中非交往中最重要的事件是6万多契约华工在1904～1910年间到南非金矿做矿工。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中劳作，过着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生活。除了那些死于苦工、重伤、虐待以及疾病的人外，绝大部分最终回国。[17]中国人正是从这些劳工和非洲华人提供的信息中开始更多地了解非洲。

        1908年，摩洛哥爆发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和本国统治者投降行为的运动。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赞扬了摩洛哥人民“不甘与孱王俱死，与主权同亡，乃发奋为雄，以拒外兵，以复昏主。内外受敌，危险莫测，而么民不畏也，惟有万众一心，死而后已。”[18]20世纪30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殊死抵抗入侵的意大利军队，国民政府加入了国联对意大利的制裁，中国共产党则发表声明号召国人向埃塞俄比亚学习。中国香港地区红十字会派出医疗志愿者援助埃塞俄比亚，许多电影院放映关于埃塞俄比亚抗意的纪录片。[19]中国报纸和杂志刊登报道、评论和文章，对埃塞俄比亚独立抗争坚定支持。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对埃塞俄比亚表示了同情和赞赏。中国主流媒体表达了热爱和平的情感，谴责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支持埃塞俄比亚的正义斗争，特别是埃塞俄比亚人民对意大利军队展开的游击战。中国领导人和普通百姓都受到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的极大鼓舞。[20]

表1 中国媒体和主流报纸有关埃塞俄比亚反意战争的报道

资料来源：张忠祥：《现代中非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国人民声援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载《西亚非洲》1993年第2期，第66～70页。

        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中国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对非洲人民表示支持，包括道义支持、经济支持和政治支持。从1949年到1960年，非洲41个地区与国家的1 000多人通过民间交往的途径访问中国，包括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工会代表、青年学生以及妇女组织代表等。很多正在领导反殖斗争的著名民族主义领导人如努乔马、穆加贝等都曾应邀访华。1960年4月，由中国17个全国性人民团体发起、20个人民团体作为会员团体和各界热心于非洲的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简称中非友协）在北京成立。[21]

        1950年，南非政府发表《集团地区法》（亦译为《种族分区法案》或《种族隔离法案》）。南非德兰士瓦印度人领袖致电毛泽东主席请求支持，毛主席在回电中严厉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并表达了对南非人民的坚决支持。[22]何香凝代表中国人民谴责南非政府，认为《集团地区法》会影响南非商人的贸易活动和企业家的经济生产，是对非洲人包括南非华侨正当的日常生活需求的侵犯。[23]中国也支持了埃及、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51年，埃及发生反对英国殖民侵略的抗议运动，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回应。几乎所有中国报纸都刊登了普通老百姓支持埃及人民的来信。各界人士纷纷表达他们的信念，坚决相信中、埃两国人民将在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斗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北京大学研究埃及问题的马坚教授还专门撰文介绍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斗争。[24]1952年1月，埃及人民对英国入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给埃及学生发去电报，表示中国青年将和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

        在1953年3月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保卫青年权利大会上，中国青年代表团与来自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马达加斯加、法属西非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建立联系。据统计，在50年代早期的中国报纸中，有超过540封信件、电报、报告和文章表达了对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支持。[25]60年代，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1965年中国派出文化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也同样派代表团回访中国，而双方直到1970年才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26]

        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后，中国派出了多种文化代表团到非洲学习不同类型的非洲舞蹈。非洲国家派年轻人到中国留学，截止到1966年，有14个非洲国家的学生定期到中国来留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所有大学关闭，至1970年才恢复。一位名叫哈维的加纳学生曾抱怨中国的种族主义以及他在中国的不愉快经历。[27]哈维的抱怨从客观上分析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非洲学生像其他在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一样，享受着一些特权，比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得要好，但是中国在60年代初处于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很难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同时，由于教条主义、社会禁忌和严格管理，在外国学生和普通中国人特别是在外国男性和中国女性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隔离的氛围，使得留学生的生活变得十分单调。尽管如此，非洲年轻学生在这段时期亲眼见到了中国的发展现状，他们也与中国人有了最初的接触。[28]

        60年代和70年代，修建坦赞铁路和派遣中国援非医疗队这两个重要事件极大提高了中非民间交往的水平。来自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培训生是最大的学生群体，他们专为修建和管理坦赞铁路来到中国接受培训，他们有着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坦赞铁路的修建不仅为当时的“前线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极大地促进了非洲人民对中国的理解。超过6万名中国工人参与了坦赞铁路的修建工作，这也为中非双方的接触提供了契机。[29]从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非医疗队开始，中国分别向47个非洲国家派遣了医疗队。据统计，16 000多名中国医生在非洲工作过，2.4亿多非洲人接受了中国医疗队的治疗，这极大地增进了双边往来。[30]中国人民也一直牢记在困难时期得到的来自非洲国家的支持。正是这种支持，中国才得以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间交往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那么，八九十年代中国进行的改革开放使中非民间交往进入一个新时期。国有企业的工程师和工人来到非洲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人有机会亲自认识先前完全陌生的非洲大陆。另外，一些中国人到非洲旅行，也与非洲人民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80年代，很多普通中国人开始在非洲经商。也是在这一时期，中非之间开始了多种渠道的文化联系。比如，1982年，湖南长沙与刚果共和国的布拉柴维尔成为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第一对友好城市；1983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津巴布韦举办的世博会；1988年，毛里求斯建立了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等等。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回国、中国人到非洲定居以及一些非洲人到中国学习和经商，中非之间建立了另一座联系的桥梁。[31]

        当然，这个时期的民间交往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这些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引起的，比如对经济环境或生活条件的不满意，美国和中东的政治冲突导致留学生之间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的碰撞，等等。抱怨和怨恨导致了冲突，甚至是游行。80年代末，天津、南京等城市发生了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及市民之间的冲突。这对于有着不同价值观的人来说是一种自然现象。[32]冲突的导火索缘于中国民众包括学生对非洲男留学生和中国女青年亲密关系的不习惯甚至反感。这些冲突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学者甚至片面地将这些事件描述成“国家种族主义”。[33]

        80年代和90年代，除了少数民间交往以外，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非洲成为一种新现象，随后发展成为一种惯有模式。6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后直至70年代末，很少有中国高层领导人访问非洲。1982年，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非洲11国，并宣布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此后，多位中国领导人先后访问非洲，如李先念主席（1986年）、杨尚昆主席（1989年和1992年）、江泽民主席（1996年）、李鹏总理（1997年）等。江泽民主席在非统总部提出了中非合作的六项原则，强调中国和非洲是“全天候”的好朋友，并与6个非洲国家签署了20多份协议，为民间交往提供了更多机会。另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1991年1月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非洲后，中国外交部长每年年初出访非洲成为惯例。这些官方联系为更广泛的民间交往铺平了道路。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后，民间交往呈多种形式，大体可分为以下3种：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文化交流、中非双方个体之间的交往和民间组织的相关活动。

中非合作论坛与民间交往

        进入21世纪，中非之间的民间交往有了更多机会。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之后，中非关系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和医疗健康、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迅速发展。民间交往也逐渐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在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中，《北京行动计划》以及当时的议程都没有给予民间交往足够的重视，当时强调更多的是经济合作。随着中非合作的逐步深入，中国遭到了西方和非洲的一些批评，中国政府和非洲国家逐渐注意到草根阶层之间交流的重要性，因此在议程中开始增加多种文化交流活动，诸如培训非洲人包括青年学生，促进文化交流和草根阶层的联系。比较2000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到2012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所通过的行动方案，有关文化联系和民间交往的相关举措有一些明显的特征。[34]

        第一，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一开始并未注意到民间交往的重要性，但很快弥补了这一缺陷。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的文化合作项目只有一句话，“扩大文化交流，尤其是高层文化代表团、艺术和体育团组的互访，增加各类艺术展览和加强对对方文化的研究和介绍”。而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通过的纲领文件中则有4个条款涉及文化交流与合作，《北京行动计划》包括了“民间交往”内容。

        第二，重视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的趋势日益增强。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之后，双方政府将民间交往纳入到了行动计划中，对这个领域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在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北京行动计划》中，专门有一章为“人文交流与合作”，共分为6个部分，包括24项具体措施，为促进民间交往采取了进一步行动。

        第三，文化联系和民间交往的类型更加多样，内容也更为丰富。当“民间交往”第一次被提出来的时候，只提到了文化节和中非青年之间的交流。而在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中，更多领域的民间交往被提上日程，包括青年、妇女、非政府组织、青年领袖、志愿者之间的交流，议程设计上也开始涉及尽可能多的领域。

        第四，民间交往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在中非合作论坛创建早期，虽然使用了“交流”一词，但是具体措施主要是将中国文化介绍到非洲，交流活动主要是由中国推动，也是在中国进行的。逐渐增多的民间交往暴露了中非合作的不平衡问题，这也引发了非洲、东方和西方的普通民众和学术界的一些批评。由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中非双方交流开始变成真正的双向交流。非洲的主动性得到了发挥，非洲国家也做出了更多努力。在中非合作论坛中，非洲方面积极参与进来，导致了视角的变化。通过相互交往和互动，非洲和中国都意识到非洲文化可以提供更多的东西。学者们开始研究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向非洲学习。[35]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之下的民间交往有多种形式，包括各种各样的论坛，如中非民间论坛、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中非青年领袖论坛、中非文化部长论坛、中非教育合作论坛、中非妇女论坛、中非法律合作论坛、中非智库论坛、中非广播电视合作论坛等等。为了促进中非文化交流，中非合作论坛设计了一些在双方建立文化交流中心的项目，包括“中非文化合作伙伴计划”、“20+20中非高等教育机构合作计划”、“中非联合研究和交流项目”、“中非智库10+10伙伴计划”等等。中非合作论坛开展了诸多文化活动，如“相聚北京”、“聚焦非洲”（隔年在中国举办）、“中国文化聚焦”（隔年在非洲举办）以及频繁在双方举办的丰富多彩的展览活动。截止到2009年9月，中国有281名志愿者在埃塞俄比亚、塞舌尔、津巴布韦、突尼斯、毛里求斯、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和加纳进行了志愿者服务工作。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加强民间交往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对非洲年轻人的培训。其数量迅速地增加，从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的7 000人增加到第二届的1 0000人和第三届的15 000人，第四届为20 000人，到第五届达30 000人。[36]到中国学习的非洲青年回国后讲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更多年轻人或由非洲国家资助或个人自费来中国学习。培训非洲人才也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非洲人将他们的价值观、技术、绘画、雕塑、艺术品、舞蹈、乐器、电影带到中国。这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非洲文化的了解。

中非个人之间的文化交流

        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都是在草根阶层间展开的。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关于非洲文化的各种俱乐部，比如非洲舞蹈、非洲音乐和非洲鼓俱乐部等等。北京大学每年都举办国际文化节，非洲学生摆好他们各自国家的展位，介绍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为了向普通的中国人介绍非洲文化，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与《半月谈·内部版》杂志合作开设了主题为“走入非洲文化”的专栏，该刊至今已发表15篇关于非洲文化的文章，涵盖了非洲的世界遗产、非洲语言、非洲电影、非洲酋长的作用、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诺贝尔奖得主沃莱·索因卡、伊本·白图泰、伊本·卡尔敦和埃塞俄比亚文明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的艺术家或普通中国人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他们对非洲文化艺术的热爱。李松山先生和韩蓉女士是一对在坦桑尼亚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的夫妻，他们在长春市建立了松山韩蓉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该馆收藏了非洲马孔德雕塑艺术品和挺嘎–挺嘎绘画艺术品，博物馆的成立还得到了两位坦桑尼亚总统的亲笔贺词。这对中国夫妇热爱非洲文化，他们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在北京建造了一个非洲艺术小镇，展示各种非洲艺术品。[37]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也开设了一个非洲艺术博物馆。企业家郭栋先生在北京、海南和成都分别举办过非洲艺术展览，另一位企业家王少波也收藏了不少非洲艺术品。南开大学的张象教授是非洲史专家，曾在加纳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退休后积极参与歌曲创作，并于80岁时出版了自编的《中国–非洲友好歌曲集》。歌名充满了中国人民对非洲的热爱，如《中非友谊之歌》、《中非，好兄弟》、《白衣天使》、《坦赞铁路之情永驻非洲》、《祝非洲好运》等。这些歌曲被译成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他说：“我一直渴望用一种结合了学术追求和音乐激情的方式来表达我对非洲的深厚感情。”[38]艺术家李斌绘制了一幅长38米、高3.8米的画，标题为“曼德拉”，包括囚徒、总统与和平使者3个主题，以表达对这位非洲领袖的敬仰。最近，这幅画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展出。[39]这些普通的中国人热爱非洲艺术，努力促进中国人对非洲文化和历史的理解。

        非洲的几位歌手在中国极受欢迎，经常在电视节目中表演。最出名的是尼日利亚俩兄弟，哥哥叫作伊曼纽尔·乌维苏，他的中文名字叫郝歌；弟弟叫作史蒂夫，中文名字叫郝弟。有意思的是，他们演唱的歌曲大多是中文歌，中文发音极为纯正，几乎没有口音。最近，擅长中国书法的塞拉利昂艺术家爱达·杨组织了一场为埃博拉的义卖活动。她与她的中国丈夫在中非友协的帮助之下发起了为非洲国家医治埃博拉捐款的活动。活动在中外友好协会的大厅里进行，十几位书法家和画家带着他们的作品参加了这场活动。[40]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聘用的非洲记者、非洲舞蹈团体、非洲鼓俱乐部、非洲艺术俱乐部等等个人和社会民间组织也十分活跃。

        在中国的普通非洲商人除了促进双边贸易之外，也为中国贡献了他们的知识、语言和价值观。一位成功的喀麦隆商人吉泽勒（Gizelle）在商店里向来自中国各城市的顾客介绍非洲手工艺品和家具，对于在中国扩大业务充满信心。[41]中国有很多像吉泽勒这样成功的非洲商人。义乌小商品市场专门建立了涉外纠纷调解办公室以处理商业分歧。该办公室包括12个国家的协调员。塞内加尔商人苏拉和几内亚同事志愿成为协调员。[42]他们的加入使义乌商场变得更加多元化，也更加和谐。对于在中国的非洲移民而言，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语言交流的困难、中国移民部门的压力、文化适应的困境、周围中国人的误解等等。[43]

        相互理解是民间交往的关键。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到中国来留学，他们学习多种专业。笔者记得一位来自刚果共和国的学生，他在市场上看到一些电子产品上写着“中国制造”，便决定到中国留学。他现在是北京邮电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很多非洲学生都在中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如北京科技大学的塞尔吉·穆德勒（Serge Mundele），也有一些人已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比如摩洛哥留学生李杉（Erfiki Hicham）和刚果（金）的龙刚（AntoineRoger Lokongo）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另外，一些非洲学生也在进行博士后学习，如来自突尼斯的伊美娜（Imen Belhadj）,她在北京大学从事阿拉伯语言文化的博士后研究；尼日利亚的史蒂文（Oodo Stephen Ogidi）在大连理工大学做电子工程的博士后项目。他们将自己国家的文化带到中国，同时也学习中国文化，成了中非之间的文化桥梁。[44]加纳的一位政府官员阿杜·阿莫曾在中国学习了5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非洲重塑了中国”，挑战了那种认为非洲人在中非关系中总是扮演着消极角色的传统观点。[45]

        论及自己在中国的学习经历，加纳学生扎赫拉·派蒂（Zahra Baitie）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谈到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态度。她指出，虽然中国与非洲政府之间保持着友好关系，然而，“在民间交往方面，依然存在着无知、误解、缺乏宽容……尽管我经常被认作是‘黑人’或‘非洲人’，但我从未感受到被歧视或者敌视，反而是受到热情友好的对待。因为我讲普通话，因此能够听懂人们对我说的话，他们极少对我有诋毁或诽谤的言论。”[46]这种对非洲人的态度还在一个叫作“观察者”的网站上得到了证实。这个网站刊登了一篇关于那位可以讲法语、英语、阿拉伯语和汉语的非洲人苏拉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担任志愿协调员工作的报告，吸引了网友们136份动画反馈，其中有128个“喜悦”、5个“新颖”、3个“感动”，几乎所有网上评论都是正面的。[47]当然，在中国也存在着对非洲人的无知和好奇心情况，但种族歧视不多。上海的朱女士在15年前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黑人婴儿，取名“朱军龙”。朱女士艰难地抚养他上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2014年，朱军龙得到了上海户口，朱女士也成功完成了收养手续。[48]

        与在中国的非洲人社区相似，在非洲也有很多中国移民。中国人在非洲城市中逐渐开始发挥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的作用，这些中国人社区成为介绍中国习俗、美食、书法、舞蹈、中医和中药的文化中心。中国电影和电视剧也开始吸引非洲的观众，汉语也在很多大学中成为一门相当受欢迎的课程。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汉语成为热门课程。2014年，笔者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演讲时，学生用流利的普通话向我提问。津巴布韦大学的学生可以唱汉语歌曲。在非洲的中国人还举行各种赛事。由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组织的一场足球赛引起轰动，两支由中非双方球员混合组成的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49]

        随着移民到非洲的中国人和移民到中国的非洲人的增多，草根阶层的接触有了更多机遇。双方共同工作，一起娱乐，直接交流思想。这将会为更广泛的民间交往提供各种渠道。

中非民间组织主办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活动

        作为重要的组织者和参与方，民间组织在民间交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前外交部长唐家璇指出，中国应该认真考虑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增强中国在非政府组织领域的话语权。民间组织参与中非发展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次中非公民社会对话于2008年在肯尼亚举办，由德国伯尔基金会组织，会议取得了丰富成果。[50]近年，民间组织凭借自身优势逐渐参与国内公益和国际发展合作，成为中国今后改革的基础和焦点。[51]本文将用4个例子来阐述民间组织在促进中非文化联系和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即中非人民友好协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扶贫基金会。[52]

（一）中非人民友好协会

        中非人民友好协会（简称“中非友协”）成立于1960年，隶属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非洲国家、高层人士和当地政府建立了广泛联系。非洲有33个国家设有对华友好协会，包括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布基纳法索。这些友好组织涵盖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慈善等多个领域。1979年到2011年，中非友协共邀请了52个国家100多个代表团来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洲国家的传统领导人代表团受邀来访，他们的到访极大促进了双方之间的理解。

        2005年，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祖鲁国王兹韦里提尼（GoodwillZwelithini）一行在中非友协的邀请下访问了中国。他们与福建农业大学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表示乐意学习相关的农业技术和汉语。[53]2006年，加纳的阿散蒂国王奥图福·奥塞·图图二世（OtumfuoOsei Tutu II）率领由酋长、皇室官员和商人组成的代表团访华。他作为克瓦米·恩克鲁玛科技大学的校长与北京理工大学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2009年，赞比亚酋长代表团受邀访问中国，该代表团与中非友协以及其他的中国官员交流了关于民族政策和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意见。2010年，喀麦隆丰班巴盟王国苏丹恩乔亚（IbrahimMbomboNjoya）率传统酋长代表团一行6人访华。在访问期间，他们与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进行了交流。2011年，代表尼日利亚约鲁巴族的阿德托昆博·斯举瓦德（AdetokunboSijuwade）王储和3位伊莱–伊费王子访华，此行的目的是加强与中非友协以及中国企业的合作。2012年，乍得恩贾梅纳区的卡夏拉·穆罕默德·卡塞酋长（KachallahMahamat Kasser）率领6人组成的代表团访华。

        除了组织中非之间的双边互访之外，中非友协也参与到协调各种组织机构有关中非合作的活动中，还协助举办各种大型会议。它组织了多次中非友好贡献奖颁奖活动，举办了多次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第一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于2012年举办，来自40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和中国29个省市的代表团参加了此次论坛。现在中非友好协会正在筹办将于2015年8月份举办的第二届论坛。截止到2013年4月，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建立了113对友好城市，目前已经达到了120对。[54]2014年8月12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南非驻华使馆共同主办的“在北京看南非”摄影展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开幕。

（二）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简称“中促会”）近年来在国内外引起关注。该组织于2005年建立，在中非民间交往方面成为重要的参与方。在众多活动中，最重要的是该组织举办的中非民间论坛。2011年，在中促会和肯尼亚非政府组织协调委员会的倡议下，首届“中非民间论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论坛的主题是“发展伙伴关系，共促中非友好”。来自中国和19个非洲国家的200多人参与论坛，会后通过了《内罗毕宣言》。2012年，来自中国和35个非洲国家的300名代表参加了在苏州举办的第二届论坛，论坛的主题为“民意沟通、民间友好、民生合作”。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摩洛哥博士生李杉建议，中非双方非政府组织应创建一种符合中国和非洲实际情况的新的合作模式。2014年，由中促会和苏丹全国组织协会主办的第三届中非民间论坛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办。论坛主题为“分享经验、深化合作、付诸行动——中非人民共同实现减贫脱困的目标”。来自中国和27个非洲国家的约200名代表参会，论坛达成共识，提交了《中非民间友好伙伴计划报告书》。

        中促会还和非洲非政府组织一起组织了各种活动，邀请一些非洲领导人访问中国。2009年12月，中促会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中方组织与津巴布韦新希望基金会和非洲医疗志愿者协会共同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实施了旨在预防艾滋病的培训项目。2010年11月，中促会也协调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同仁医院、安徽对外经济建设有限公司和海南航空公司在马拉维和津巴布韦开展“非洲光明行”，中国医生为600多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手术，还为很多人免费治疗。2011年他们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目前这项活动仍在进行。[55]

        中促会与非洲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各种联系，并一起组织了中国–非洲非政府组织研讨会。2009年10月，来自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南非、乌干达、肯尼亚、苏丹、坦桑尼亚和博茨瓦纳的非政府组织的16名代表应邀访华，还参加了中国–非洲非政府组织研讨会，主题为“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交流合作”。2010年，中促会邀请了来自苏丹、肯尼亚、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尼日利亚、毛里求斯、纳米比亚、马拉维、博茨瓦纳和加纳的非政府组织的34位代表访华。代表们参加了中非非政府组织研讨会，讨论了如何促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问题等。代表团还赴甘肃临夏市和白银市及云南昆明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访问，了解中国农村扶贫、弱势群体保护、乡镇企业工会建设、少数民族发展及中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等情况。2011年4月，肯尼亚卡隆佐·穆西约卡基金会的主席波琳·穆西约卡女士受邀率领一个非政府组织代表团访华。来自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利比里亚、赞比亚和塞拉利昂的代表们在“促进民间交往、深化友好合作”的主题下参加了中非非政府组织研讨会，并学习中国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减贫和弱势群体保护问题方面的做法。

（三）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也是参与同非洲国家发展项目合作的重要民间组织。2005年9月14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纪念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宣布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北京成立，其使命是为全球减贫做出贡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是由中国政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共同发起的一个国际组织。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成了中国在南南合作方面的旗舰组织。它的核心活动包括组织减贫方面的交流活动，进行知识、信息和经验共享；为世界范围内从事贫困减免活动的专业人员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为了知识储备、政策分析和建议进行理论性和应用性研究。该中心举办了各种与中非发展合作相关的活动，与国际组织在消除贫困方面合作举办了多个会议。通过与经合组织国家发展援助委员会合作，该中心力图向非洲介绍中国的发展和减贫经验。该组织也在非洲举办了各种会议，在农业发展合作及投资环境方面交流经验和教训，并在非洲建立了坦桑尼亚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莫桑比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表2显示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从2006年到2013年的工作成就。在7年时间里，该组织实施了108项涉及非洲的活动，其中对非洲政府官员的培训项目高居榜首，占到47个项目。其他重要的活动还包括中非经验分享项目，拥有不同类型的主题，如经济特区和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投资环境等等。该组织还一直举办中非减贫和发展论坛。

表2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非洲的国际合作项目（2006年10月至2013年10月）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年度报告及其他出版物整理。

（四）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在为中国的减贫工作做出巨大贡献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始在非洲展开活动。民间交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扶贫。2007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几内亚比绍发起了“母婴平安120行动”。2011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创办了苏丹–中国恩图曼友谊医院，通过与苏丹非政府组织和苏丹政府进行合作，达成了使管理标准化的协议。中国红十字会也在非洲进行了一些医疗援助项目。[56]2014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共同发起了“微笑儿童非洲项目”。非洲慈善基金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建立，该项目专为非洲筹集援助资金，埃塞俄比亚成为第一个得到援助的国家。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作为首个捐助机构捐赠了300万人民币，并许诺在随后5年再捐助1 000万人民币，用于埃塞俄比亚儿童免费营养餐项目。该组织计划在捐款达到50万美金时将援助另一个国家。[57]

        2014年，该组织与中国的非洲专家、中国前驻非洲大使和来自非洲大使馆的外交官召开了一个咨询会，讨论将在非洲采取的进一步援助行动。

表3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的对非援助项目（2007 年至2011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赖钰麟前引文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网站等相关资料整理。

        其他的一些民间组织也参与了同非洲合作的活动。2010年底，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联合资助下，“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成立。该项目资助在坦桑尼亚和其他国家建设希望小学，为那些需要改善基础教育的非洲国家提供帮助。

        2011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非洲建立了办公室，专门负责在非洲建设希望小学的援助。为了给非洲年轻人提供技术培训，中信安哥拉百年职校应需建立。这所学校为当地青年免费提供培训，为年轻人带来了希望。

        民间组织还参与非洲国家的环境保护活动。中国民间组织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和东非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2013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签署了合作协议。作为第一个中国在非洲建立的民间组织，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致力于非洲栖息地的保护，以保护狮子、大象等濒临灭绝的动物。这两个组织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努力以推动国际协调与合作来促进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的保护。东非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将为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提供进行合作的办公室，双方将合作出版中文杂志，在中国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的观念。[58]

中非民间交往的特点与展望

        综上所述，中国和非洲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民间交往也有着很长的历史，从19世纪晚期一直持续到今天。总体来说，上面提到的3种民间交往各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重合。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后，3种类型的民间交往开始发挥作用，每一种形式都具有自身特点。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民间交往具有以下三大优点。第一，活动规模大。通过发动官方组织和不同网络，这些活动可以覆盖多个方面。第二，资金有保障。因为这些活动被涵盖在政府预算之中，因此不用担心资金不足的问题。第三，影响范围广。政府可以调动各种媒体资源来报道这些活动，公众可以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然而，它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最明显的缺陷在于，这种形式由官方运作，往往缺乏扎实的群众基础。文化活动局限于官方层次，很难将草根阶层包含进来。如果政府管理不善，那么这些活动结果就有可能是消极的，反而会造成双方人员之间的距离感。

        至于通过个人进行的文化联系，只要中国人和非洲人在一起，这种交流就体现在每一个人、每一天和每一个地方。这种类型的联系是文化馈赠式民间交流，具有自然属性，传播得缓慢但很自然，没有刻意的设计、组织的干预和政府的计划。人们来去自由，进行语言交流、肢体沟通、问候和欢笑，以日常的方式进行融合。这当然没有很多直接的效果，但是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文化的影响力通常是双向的、长久的、潜移默化的，正所谓“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当然，正因为它是个体之间的互动，其随意性比较强，也缺乏规划和正面的引导，有时难免出现一些负面效应。

        民间组织主持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中非互动中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交往比个人的交流更有效果。这种形式可以尽量避免政府的介入，因此普通民众更乐于接受。由于民间组织各种各样，民间交往的活动也可以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一些官员退出领导岗位后，积极进入到各类民间组织中。他们的信息、资源、网络和能量很大，在中非合作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民间组织需要找到更好的资金来源，以使各项活动获得可持续发展。因为存在合作伙伴的选择过程，这些组织不得不依靠政府或者是个人来获取资金。

        不管在特征方面有多大的不同，中非之间的民间交往仍具有广阔的前景。这涉及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文化传播和交流、发展合作、经验分享、医疗援助、贫困减免、教育合作、环境保护等等。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后，《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了一项中国人对非洲认识的相关调查，受访人数为5 080人。虽然91.6%的受访者表示对“中非合作论坛感兴趣”，但他们对非洲的了解非常有限：只有18.4%的人回答对非洲“非常了解”，71.7%的回答“知道一些”。关于中国人对非洲大陆的印象，第一个印象是“贫穷落后”、“艾滋病”，然后是“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运动和音乐舞蹈天赋”、“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物产丰富”。关于中国人对非洲的理解，“饥饿”、“原始”、“战乱”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友好”、“热情”和“活力”。[59]很明显，人们对非洲的印象和理解（准确地说是误解）并不是来自于直接经验，而是来自别处，主要是来自媒体。然而，在大多数中国记者对非洲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我们怎能期待普通中国人了解非洲的历史和古老文明、非洲在奴隶贸易中的遭遇、非洲在殖民主义时期与西方的接触以及被凌辱的经历呢?非洲人对中国的印象又是怎样呢？

        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几乎与中国人对非洲人的印象如出一辙。刘植荣先生在非洲工作和生活了很长时间，与各个不同层次的非洲人打过交道。他在写到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理解时，列举出了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十个印象：中国人吃苦耐劳、清心寡欲、中国商品廉价、中国人法律意识淡漠、不注意形象、扰乱市场、不团结、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什么都吃、抢夺非洲人的饭碗。[60]虽然这篇文章只是刘植荣对非洲人理解中国人的转述，但这是来自他与非洲人的亲身接触经历，也可以说反映了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上述认知虽然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但还是比较可靠的。非洲人看到中国建筑工人穿得不够讲究甚至邋遢，当然就得出了“中国人不注意个人形象”的印象。

        上述两个事例说明，中国人和非洲人彼此不够了解。这进一步说明了民间交往的必要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中非合作中来，形成一种政府、企业和民间的三方良性和合作体系。只有这样，“中非战略伙伴关系”才会有扎实的依托和广泛的基础。

        如前所述，中国学者的研究一般认为，民间交往应得到重视，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软实力”，即在非洲宣传中国文化或者是中国形象，有助于纠正西方对中国的扭曲宣传和非洲人对中国的不当看法。我们有必要首先厘清民间交往的本质和目的。民间交往的本质既不是宣传式的，也不是增强所谓的“软实力”，而是文化馈赠、文化互鉴和文化融合。这是互相学习和互相理解的一种方式，绝不是一种“权力”。民间交往的过程是平等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没有优越感和自卑感。民间交往的目的是双向的：理解对方的文化从而为双方建立更好的关系打下基础；使对方更好地理解自己。如果以宣传方式代替民间交往，结果不但无效甚至是消极的，中非关系可能会遭到破坏。